一、学校困住的到底是谁？
感觉学校困住的是老师，而不是学生。
小智老师见到我，立刻脱口而出。她说，这个学校真的让她窒息。每一刻，她都想逃离。
小智老师是拥有二十多年教龄的乡村初中教师。教语文，几乎每年都担任班主任，但这一次，她说，应该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当班主任了。
在她看来，本来就应该让年轻老师来当班主任。但是学校的年轻老师也不想当班主任，没办法，在年级组主任的“哀求”下，才勉强同意接下这个摊子。
当了班主任之后，小智老师早上六点四十就要到校，中午也要陪着学生在食堂就餐，午饭后的午休，也得在班级里看着学生午睡，下午六点放学，小智老师得把班级集合好，然后带队送他们出校门，“要目送着学生都离开自己视线，老师才能回来。学校领导这么要求的，但绝不可能。”小智老师戏谑说到，目光里溢满了无奈与难以置信。
“这和保姆有什么区别！”小莲老师是来到乡镇初中刚满一年的年轻老师，刚到这所学校就被安排做班主任。一学期都还没结束，小莲老师便已经被学校严苛的时空规训磨去了教师的热忱。
听小莲老师说，在这个学校，平时出校门都得偷偷摸摸，出办公室也是提心吊胆。年级组主任和校领导经常会来办公室点名。如果这节课自己没课，但是又没在办公室，那就要和领导解释当时干什么去了。去厕所也得报告。在小莲老师的眼中，校方和老师的关系正在慢慢变成“兵”与“贼”，学校内不断上演着“拴”与“逃”。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绝对的全景敞式，由校领导、班主任和监视器构成的三层监控体系，把每个学生透明化，每个学生在固定的时间点被“钉”在了固定的位置上，做着这个时间点该做的事情。但老师何尝不是呢？在领导们不定时点名机制的软性监视下，私人领域被学校科层化的权力殖民化了，教师的自由空间被压缩和剥夺。
小莲老师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是在去年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学校不允许老师在校外吃饭。但是学校食堂的饭难吃，又不能出校门，于是小莲老师让学校旁边的商家隔着校门递过来几个包子，结果恰巧被校长看到了，结果就挨了一顿批，“都说了不允许在外面吃饭，你怎么还去，下次不允许了。”
小莲老师听完，不发一言，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提着包子转身进了办公室。
乡村老师是一门苦修？
这个学老师真的很糟糕，是那种全方面的糟糕。
刘丽老师和我差不多大，也是年轻老师，她是因为地方专项计划被分配到了这个学校，要在这个学校工作五年。对于刘丽来说，她觉得自己像是“知青下乡”。
刘丽是县城人，虽然家境不算富裕，但刚到这个学校之初也着实被吓了一跳。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和老师家属宿舍挤在一栋楼里，人员混杂，只有一个浴室在一楼，窗户外也只耷拉了一层窗帘，根本不敢在里面洗澡。况且宿舍也没有热水，从根源上断绝了洗澡的可能性。空调不给开，学校说现在不热，开空调浪费电。
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乡村学校均处在中国教育体系的末端，是极其脆弱的一环。其脆弱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教育资源的匮乏。但社会更关注的是对于学生教学资源的不足，例如教师数量的缺乏，教学技术手段的落后等，对于老师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是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被满足的现状。此外，还有可能面临在学校内部的教师系统中被地位性区隔。
最让刘丽生气的是被食堂打饭阿姨区别对待。有一次，刘丽和其他几个年轻老师说要两个鸡蛋，但打饭阿姨只给一个，说吃完再来拿。等他们吃完再去取的时候，那个阿姨说没有了。结果后面来了两个主任，打饭的阿姨给他们每个人两个鸡蛋。本来几人想去理论的，但细想还是算了，只是觉得非常可笑。刘丽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时，语气里都是嘲讽。
在这些年轻老师的观念中，学校内部的教师系统存在着一个隐性的排名，这是一种权力和教龄两个维度叠加在一起的排名机制。要么有权力，要么教龄长，否则就会被边缘化。
学校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会让刚来的老师教毕业班。在年轻老师们看来，这是学自己能力不信任的表现。学校有师徒结对的项目，即让一个老教师带一个年轻老师，可以提供即时性辅导，以期提升年轻老师们的教学能力。但是，如果年轻老师不问，老教师们也不太会主动教，这些年轻老师也不太想主动问，因为总觉得是在麻烦别人。
因此，除了可能遭受由于位列学校教师隐排名末端所招致的生活性被边缘化外，年轻老师在教学端也会因为“资历浅”而被贴上“能力不足”的标签，从而导致学校和老师两者之间信任性交付的失败与断裂，进一步加深了年轻老师的情感出逃。同时，对于年轻老师来说，学校相当于一个“陌生人社会”，社会关系网的重构需要支付高额的情感成本，每一次“请教”的背后都是人情的赊欠，因此，大多老师最终都会选择“独立行走”，教师之间关系网呈“块状”分布，无法拼合为一体，也很难形成教育合力，弱化了年轻教师的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
“爱美是每个人的天性”，小青老师怎么都不可能想到，化妆有一天也会成为校长对自己的攻击点。“前两天全校青年教师大会，我坐前排，校长在讲话时候看到我，直接上来就说脸为什么化的那么白，老师想化妆可以周末化，但周末我化妆给谁看啊，给菜市场的人看吗？”当老师个人的行动逻辑和行动意愿被学校场域内科层化和制度化权力强行“架空”时，对于弱势的一方来说，就会启动消极惩罚——即内心不满或是教学懈怠。
对于初来乍到的青年教师而言，每天晚上放学后的时光让他们“爱恨交织”。一方面，结束了忙碌拥挤的一天，可以卸下包袱躺入恣意的怀抱，但另一方面，“无处可去”和“无人同去”成为了这些老师们的“心头恨”。乡镇相较于县市，精神消费还未兴盛，娱乐性场所的缺乏使得青年教师的“青年性”无处展演，与现代城市生活面向脱节，再加之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当老师成为了一门“苦修”。
“感觉被流放。”刘丽耷拉着嘴角，挤出一抹苦笑。
老师和学校是战友还是敌人？
“有时候在想，学校到底是和谁一头的。”小林老师满脸都写满了疑惑。
上周，小林老师刚刚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班里的一位男生经常在课堂上捣乱，小林老师实在忍无可忍，打电话叫家长。家长过来后，小林老师把小孩送到门口，就在要转身离开的时候，男生突然指着她的鼻子吼道“我忍你很久了！”
“他直呼我全名。”那一刻，小林老师愣在原地，脑子里翻江倒海，明明身上沾满了阳光，却觉得从头到脚都是冷的。
后来，男生领了回家反省一个月的惩罚。学校年级组主任也来安慰小林老师半天，小林觉得有学校的撑腰，这段插曲总会过去。
但平静的生活只维持了两天。“那天下午，主任突然找到我，说要不让那个男生回班上课吧。让他回家已经起到震慑作用了，小孩也知道错了，不要太跟小孩置气。”小林老师顿时火冒三丈，受伤的是自己，原不原谅是自己的事，凭什么学校要来插手。
“校长说的，教育还是要以学生为本，一个月不上课确实说不过去。”年级主任抛出了校长，仔细打听才知道，原来男生家长上午来学校闹了一通，在校长面前扬言“如果不让我家小孩回到学校上课，就打电话给教育局。”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小林老师没有什么话语权，男生开开心心地回到班里，小林老师在办公室独自垂泪，“以后我是不可能尽心教了，以后能不去班就不去班，小孩都知道我骂你甚至打你，回家两天就能回来，我还有什么威严，连尊严都没有了。”
其实，“上报教育局”的背后，是一种教育权力体系的话语逻辑，用教育局的权力压制校方权力，因此，学校不得不退缩，从老师的队友变成了家长的队友，角色转变的同时，也在消耗学校和教师的知识权威和教育的话语权，反倒变成了弱势的一方。
在刘丽的眼中，自己被学校骗了。
“当时我们刚下车站，校长专门开车去接我们，一路上都在跟我们说来到这个学校多么多么的好，结果呢，都是在给我们画饼。你要说学校一点不关心我们吧，但是过节啥的也会给我们发米面油啥的，问题是我们宿舍里没有做饭的地方和设备，寄回家去运费都比东西贵，所以你说学校到底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我们。”对于刘丽老师来说，学校的承诺无法兑现，后续现实与当时承诺话语割裂，平时鲜有的关心也缺少了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支撑，从而成为了一种负担。学校，逐渐成为只讲工作，不讲人情的“单维空间”。
对于教龄二十多年的小智老师来说，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周末还要补课。全县整体教育情况的低迷使得县教育局强制学校周末补课，但每节课只给20块钱，班主任还要整天呆在学校，“一天最多60块钱，吃顿火锅都不够，而且我们办公室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们，本来就指望周末能回趟家，你现在补课，那她们怎么办？更过分的是，一些家长不明事理，还以为是我们老师故意想‘敲’他们钱。”周末补课，教师价值被极度压榨，学校物质性支付的不足无法弥补教师被“牺牲”的精神需求，同时，上级部门的强制性指令的执行后果需要位于体制末端的老师来承担，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
“下辈子应该不会当老师了，至少不当乡镇老师。”小青老师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老师究竟该对谁负责？
“现在一点都不想放暑假。”小何老师有些苦恼。
作为学校的年轻男老师，小何几乎每年暑假都会被派下去到村庄里巡河。在防溺水方面，上层部门层层加码，结果传到学校，已经成了压在学校和老师身上的“大山”。
去年暑假，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不幸溺亡，学校大半夜打电话给班主任，让她找出自己在班级里宣传过防溺水知识的证明，结果该老师只能半夜回到学校，翻找自己的工作手册。
学校还会经常要求老师把防电信诈骗的推文转发到班级群里，然后还要上传截图到年级班主任工作群，证明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电信诈骗是家长会遭遇的，难不成家长被骗了，还要来怪学校没有跟他们普及知识？”小莲老师有些忿忿。
老师究竟该对谁负责成为困扰当下老师们的集体问题。对于老师们来说，不论是溺水还是诈骗，都是脱离课堂和学校场域的生活化事件，教师充其量也只是起到在课堂上提醒学生溺水和诈骗的危险的作用，而没有义务参与到日常的实践中去。当原本以结果管理为导向的宣传性工作异化成需要处处留痕的过程管理导向的政治性任务，形式主义就开始滋生蔓延。
这种预发性避责机制建立的背后意味着，老师不仅需要与学生的校外生活情境高度绑定，还需要在教学工作中费尽心思使宣传工作可视化，用来应对领导们的形式化的日常检查。被强行赋予了那么多职责，老师们显得既委屈又困惑“这个责任究竟在不在我？”同时，为了应付各种诸如此类的形式主义的检查，老师们原本很简单的教学工作凭空被塞进了许多细碎的“政治性”任务，也就意味着完整的教学时间被强制性分解为“教学时间”和“应付时间”，且“应付时间”越来越长，老师的职责变得越来越模糊。教师越来越像一个机器，“指哪打哪”，但操纵这台“机器”的并不是学校，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数据，一个又一个的文件，一次又一次的记录。“老师究竟该负责什么”成了乡镇教师群体的第二大疑问。
“你有没有觉得老师很像一个保姆，既要照顾学校，又要照顾学生，甚至还得照顾家长。”小莲老师耸了耸肩，“关键是工资还少的可怜。”
每天都在考虑如何自保？
提到这件事，小青老师还是觉得心有余悸。
“王老师都快七十了，被返聘回来，结果谁承想挨了这群小孩一顿揍。白瞎了王老师对教学的一腔热爱。”上周，教数学的王老师因为在班里批评一个问题学生时说得重了些，便被这个学生及其同“帮派”的同班兄弟“群起而攻之”。
对于小智老师来说，这类事情已经不稀奇了。“小孩打老师几乎天天都有，前段时间教初三化学的朱老师就因为没收一个小孩的手机，结果课间被小孩和跟他一起玩的那些男生追着打，朱老师吓得直接跑到隔壁班了，还是一个挺壮的男老师。初三教英语的丁老师，一个女老师，在路上走好好的，结果一下子被自己班小孩从后面踹倒在地，就因为上课批评过他。现在一有年轻老师来，我们就开玩笑，让他（她）做好这一年被打的准备。”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受限，教育资源的落后，加之父母文化资本的匮乏以及教养方式的不当，学风在乡镇学校呈弱化态势，乡镇逐渐沦为“教育洼地”，这为学生攻击老师事件的发生提供了背景性原因。学生正值青春叛逆期的生理性原因，加上拉帮结派所形成的封闭化“利益集团”，其处事逻辑和价值导向具有绝对的男性特征——也即崇尚通过肢体暴力解决问题。老师，逐渐成为了一项“高危职业”。但这背后，也宣告着学校惩戒措施的失灵。
“小孩现在打不能打，骂不能骂，你要是动小孩一下，小孩不跟你急，家长也会到学校里闹。又不能开除，最多就是回家反省和贴布告栏，小孩开心得不得了，那哪是回家反省啊，那是放假！名字上榜，小孩也喜得不得了，到处炫耀自己成名了。真的，你拿这些小孩真没有办法。”小青老师很是头疼。
现在，小青老师经常会和其他同事在办公室讨论如何自保，买go pro，上课就带在身上作为证据记录；学生要来打自己，就直接躺在地上，让学生和家长也体会到被讹的滋味；或者直接报警等等都是他们在面对逐渐失控的乡镇教育生态的无奈性回应。
当老师成为一份隐性的高风险职业后，就要建立和启动一系列风险防范机制，用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当公共制度无法提供该机制保障时，老师们就会聚集起来共建一种自筹式保护机制，用来增加自己面对风险的韧性。但这也意味着老师的教学热情的下降和教学目的理性的偏移——不是如何提高教学水平，而是该如何自保。这种“异化”让原本就脆弱的乡村教育更加脆弱。
“如果连自身安全都不能保证，何谈好好教书育人？”刘丽抬头喝了一口水后，又缓缓沉下头去，叹息了一声。
问题学生背后是问题家长？
“有些家长是真的可怕，真的会让人窒息。”小莲老师提到家长后，脸上的笑意倏忽而逝。
前段时间，有一个学生打了老师，学校打电话让家长来处理此事，谁知道家长看到被打老师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家小孩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其他老师”，惊呆了在场包括主任的所有人。
还有学生打了老师之后，家长反咬一口，说老师也打了自己家小孩，老师要赔钱。今年三十岁的数学老师王前此前就经历过一件特别糟心的事情。
班级里有一个男生经常在课堂上捣乱，包括在自己的课堂上，屡教不改，在他看来是对自己作为老师更作为班主任威严和底线的挑衅。于是，终于有一次，他没有压住心中的怒火，和学生扭打在一起。
但是，家长来到这并没有批评自己的孩子，而是先检查自己孩子又没有皮外伤，然后立马大声呵斥王老师，质问他是怎么做一名老师的，之后又让王老师开车带小孩去县里面的医院做一次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并没有任何内外伤，但家长依然不依不饶，在学校里大闹，甚至扬言要上报教育局。无奈之下，学校领导带着王老师买了很多东西登门拜访，被家长指着鼻子骂了许久，最后在领导的斡旋之下，家长终于平息了怒火，这件事情才算是告一段落。“其实说来那家人和我们还有一点亲戚关系，结果都这样。”王前苦笑着。此后，王前老师在课堂上几乎从不发火，他的班级课堂纪律也逐渐变得松散，甚至成为“问题课堂”。
其实，王前老师只是大多中国乡镇教师的一个缩影，极具有典型性。从原来满怀教学热情的前线教师到后面自暴自弃，逐渐倦怠的“问题老师”，压倒王前的不是学生，也不是学校，而是家长。
作为年级主任的程主任也有类似的苦恼。“老师处理不了的问题一般都要交到我们年级主任这儿来处理。学生其实很好处理，但家长确实很难缠。我最怕两种家长，一种是胡搅蛮缠，一点道理都不讲的，另一种是逢场作戏，和自己小孩演戏给你看，说话不痛不痒，几乎天天都要被叫来学校，最后还急了，说自己就是教育不了自家小孩，那能有什么办法。”
在教育学中，最理想的教育形式是家校共育，这也是当今国家政策层面积极号召和推进的教育模式。但在农村，家校合作还只是存在老师的幻想之中。家庭在面对教育时，要么选择隐身，要么选择冲突。隐身，是对自己教育责任的逃避，更是家长“身份意识模糊”的表现。家长在教育过程中成为“透明人”，将孩子教育的话语权全部让渡给老师，既是父母角色“缺位”和“错位”，也是通过这种示弱，向老师施以道德性压力，试图将孩子的教育责任全部托付给教师。
“现在看到家长群里有家长发消息都会觉得有点儿害怕，真有点应激障碍了。”小青老师点亮了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又立马关掉了手机，将手机翻转过来，仿佛下一秒，一只猛兽就会从手机里跃出，将其吞噬。
我结束调研的那天是周五傍晚，学生都已经放学，学校恢复了清净与空旷。小青老师也打算坐车回家，她的家离这其实并不远，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和她出校门，天空略微开始落雨。校门外，几个家长又把学校主任以及保安围住，在很大声地争吵。大人们面红耳赤，旁边的孩子却在嬉笑打闹，仿佛犯错的是家长，和他们毫无关系。小青老师看到，轻蔑地笑了一声：“下辈子绝对不到乡镇当老师。”小青老师再一次提起这句话，只不过初提时艳阳高照，这一次阴雨连绵。我想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听到这句话时竟比上次多了些寒意。我回头望了望学校，烟雨之中，原本高大矗立着的学校却愈发朦胧起来了。
没什么不好说，也没什么不敢说。
你站在山谷，这都是你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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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学校困住的不仅仅是老师，更是整个社会现象。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剧了学校和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乡村学校面临着环境恶劣、制度压迫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了学生的教育质量，也造成了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系的扭曲。在乡镇教师中，无论是教育系统的位置分离还是身份被挤压，均构成了隐形的排名机制，使老师感到孤独与无力。然而，这场危机也为他们打开了反思的空间，但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新型学习中心化的社会环境下，教育并非以结果管理为导向，而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政府的推动和社会的支持虽然可以帮助缓解这个问题，但也可能削弱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积极性。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跨学科合作，促进城乡教育的融合，实现共享教育资源的目标。同时，也应该加强家长的角色意识，避免过度依赖学校，提升教育公平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