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长达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一个经济体突然展现出强烈的储蓄倾向，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当前，我国正经历着这一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转变：从2020年初至2024年1月期间，国民家庭净存款额猛增至约58.24万亿元，几乎等同于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换算到每位公民身上，即平均每人在这四年间向银行账户存入了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年新增的58万亿存款中，高达82%为定期存款，揭示了一个显著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银行视为长期稳健的投资渠道。在房地产与股市进入下行周期后，民间财富难以寻找到新的投资出口，大量资金最终回流至银行体系，以定期存款的形式沉淀下来。
我国历来有爱存钱的传统，然而过去四年新增存款总额却超过了2009年至2019年整整十年的总和，这一现象足以证明自2020年以来发生的某些事件对人们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些事件或许已不再被频繁提及，但其影响依然深入人心，促使国民储蓄意愿进一步增强。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自何处？微观层面是支出超过储蓄，宏观层面则是借贷大于储蓄。当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储蓄而非消费，企业也开始趋向保守、减少投资时，经济自然会陷入增长放缓的泥沼。因此，面对这种异常的储蓄趋势，我们必须深入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并据此制定对策，鼓励民众增加消费，而非让资金滞留在银行赚取微薄利息。
以2022年和2023年为例，这两年是我国居民存款增长最为迅猛的时期，分别贡献了17.84万亿和16.67万亿元的存款增量，即使面临不同银行下调定期存款利率的情况，国人的存款热情并未受到影响。例如建设银行三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从2022年9月的2.6%降至2023年12月的1.95%，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国人高涨的存款热情。这其中的风险意识起到了关键作用。多数储户选择银行存款并非追求高额利息，而是出于资产安全性和保值存放的考虑。因此，在极端情况下，银行存款利率的调整可能不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存款决策。而2022年与2023年的特殊性在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这期间居高不下的储蓄数据更多反映出消费者心理的变化。
新冠病毒三年对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精确量化，但仅就过去四年新增的58万亿存款而言，若能转化为消费，则可避免上万亿的社会经济损失。同时，疫情对群体心理产生的悲观、保守甚至抑郁等影响可能将持续数十年之久。
此外，居民存款超常规增长的背后也折射出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如购房需求减弱和购买理财产品意愿下降。据统计，2023年第三季度居民部门因购房减少和理财投入降低而增加了约10万亿的存款，相当于GDP的巨额比重。
日本199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居民资产配置结构调整，房地产占比显著收缩，现金及存款、保险占比则有所提升，股票及基金占比相对稳定。这一变化背后的风险显而易见，高额储蓄并非一个经济体的良好信号，因为经济增长依赖于更多的消费和投资活动，而企业看到消费需求旺盛才会愿意扩大投资规模。
在一个特殊时期内，我国居民存款的大幅增长并非个例，但高额储蓄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实属不利。为改变这一局面，除了降低存款利率以鼓励资金流入市场流通外，改善就业环境、提振资产价格、减轻家庭债务负担（如近期房贷利率下调至4%以下）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然而，考虑到我国居民总储蓄已超过130万亿，其中近六成是在过去四年新增的，且多为定期存款，要将这部分储蓄有效转化为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机关团体存款也在迅速增长，累计净增约5.87万亿元。这表明，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不仅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效率亦受影响，从而导致存款增多、消费减少的连锁反应。
新冠病毒带来的物理隔绝与商业活动的本质相悖，虽然我国在疫情期间凭借低基数实现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但在后疫情时代的恢复速度上，相比美国、日本等国家似乎略显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应对方式上侧重于对企业减税降费的支持，而对于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及疫情后“报复性消费”的激励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公共保障体系的薄弱也是制约消费复苏的重要因素，高昂的生活成本、教育压力以及房价问题使得居民倾向于加大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促进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解决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信心来激发消费意愿。目前，面对就业市场的内卷化、企业竞争加剧等一系列复杂环境，创造一个良性消费环境显得尤为困难，但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智慧、耐心，以及更为精准和有力的消费刺激政策。让我们静待时机，期待子弹飞得更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