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互联网专门立法的呼声被提出，但实则可能“画蛇添足”，甚至有作茧自缚之嫌。近二十年间，中国孕育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抖音、快手、美团、拼多多、京东、滴滴等一系列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它们通过高效联结用户，极大地提升了经济效率，并形成巨大的市场规模效应，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对于新生事物——平台经济的监管，必须谨慎对待。市场资源向大厂集中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技发展的自然结果，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形。例如，欧盟近期对苹果开出20亿美元罚单，其背后实质是对本土企业Spotify的一种保护行为。
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在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上的锐减趋势令人担忧。全国政协委员陆铭指出，过去一年中，美国新增独角兽企业高达179家，而中国仅为15家，中美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扩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强监管政策应当让位于服务型监管，以助力经济腾飞与国家崛起。监管部门应具备更高级别的宏观经济判断力，站在国际竞争维度审视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而非采取过于急促或限制性的措施，以免引发产业界与投资界的恐慌情绪。
以新加坡和迪拜为例，两国积极营造宽松的监管环境，吸引了全球新资本竞相涌入，从而激活本国经济并占据国际市场高地。因此，中国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应注重平衡创新与规范，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避免扼杀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实现经济复苏和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