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明朝九边重镇之一，本应是明廷倾力打造与经营的军事战略要地。然而，在土木堡之战前后，宣府防线却形同虚设，无法有效抵御蒙古铁骑，甚至难以延缓其攻势。否则，英宗断不会御驾亲征，更不会有那场令人心悸的土木堡惨败。
探究这一疑问的背后，并非出于某种阴谋论——如“文官集团陷害明英宗”，而是源于一个关键的时间差。早年宣府，并未被视作边塞防御的重点区域。例如，在正统朝之前，宣府镇城城墙仅为土质构造，每逢大雨便易崩塌。直至正统五年，在都御史罗亨信奏请下，朝廷才出资加固并砖砌城墙。
宣府在明初不具备战略高地地位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明蒙冲突的核心地带并未聚焦于宣府地区，而是在山西、陕西及燕京一带。加之明朝初创时期资源有限，夹在大同与燕京之间的宣府自然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洪武二年，傅有德参将击败北元脱列伯后占领宣府，但明廷并未在此设立军事重镇，仅作为预警前哨。至永乐朝，为营建北京和防范“塞王”势力，成祖不仅不愿向宣府投入军力，反而抽调了该地区的部分卫所前往京畿。
其次，宣府地理优势不明显，且缺乏前朝遗留的大规模防御工事（旧长城在元代以前已全然损毁），故明初朝廷无意在此大规模建设防线。洪武时期的北方防线主要沿“大同-紫荆关-居庸关-燕山”一线构建，宣府位于此线百里之外；永乐年间对蒙古采取主动进攻策略，新建防线的需求也就无从谈起。直到洪武二十六年，宣府的战略地位才有所转变。为强化大同与燕京的防护体系，明廷增设十个卫，其中万全左右卫与宣府左右卫即处于现今宣府镇地域内。同时，太祖册封十九子朱橞为谷王，藩地设在宣府，并筑新城——宣化城以安置王府及其护卫。尽管宣化城规模宏大，周长12.86千米，城墙高达7米，但周边城镇堡垒并无扩建，驻守兵力亦十分有限。这意味着宣化城单点防御虽强，但宣府整体防御格局并无显著改观。
永乐七年，宣府迎来了自身的独立建制，正式设立宣府镇，首任总兵官为郑亨。然而，宣府地区的军事力量并未因建镇而增强，反较洪武时期有所减弱，原因在于谷王移藩长沙，原王府护卫也被调往京畿。新生的宣府镇实力薄弱，但在当时环境下，因其仍非明蒙争夺焦点，只需维持警戒以防小规模渗透，且东西两侧有大同重镇与京师三大营拱卫，故明廷对此并不忧虑。
然而，在近六十年的洪武、永乐两朝间，明廷对宣府的军事投资和经营极其懈怠。宣府镇北部边防线长达一千三百余里，但堡垒、关隘仅有三十九处，彼时人们所想象的（明）长城尚未开始修建。换言之，宣府镇不仅防御力量薄弱，整个防线更是漏洞百出。
随着永乐朝后明廷转攻为守，宣府镇原本不显眼的防御短板骤变为致命弱点，但朝廷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宣德五年，朝廷虽在宣府设立都司，下辖十六个卫，但实际上兵力严重不足，加上军队腐败问题加剧，逃军现象普遍，使得宣府镇实际可作战兵力极为匮乏。此外，由于财政能力孱弱，朝廷下令修筑五百五十里长城，却又不拨足款项，导致宣府镇最终只建成二十二座报警烽火台。
因此，至正统十四年，历经七十年变迁，宣府镇的军事遗产依然匮乏，兵力短缺、长城未建、防御设施不完备，面对蒙古大军，只能退缩至镇城自保，无力抵抗或阻挡敌军。也先洞察到这一点，通过精心布局，逼迫明廷派出主力救援，先后挫败大同镇精锐，并趁机突袭几乎“不设防”的宣府，围歼明军主力。在这场危机中，宣府镇全程只能坚守宣化，无力支援，明英宗对此心知肚明，未曾要求宣府镇进行救援。
直到“土木之变”后，明廷才痛定思痛，开始加强对宣府镇地区的防御建设。然而受限于财政拮据和各朝政策变动，这项浩大的工程耗费百年时光，直至嘉靖朝才算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