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的京师翰林院，时任检讨的曾国藩向远在湖南湘乡老家的三位胞弟——国潢、国华和国荃，寄出了一封满载智慧与教诲的家书。这封家书蕴含无尽价值，堪称曾国藩为弟弟们精心准备的一堂私塾课，涵盖了劝学励志以及对经典的深度解读。首先，曾国藩针对读书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面对四弟国潢因家中嘈杂而欲寻宁静之地求学的想法，曾国藩断然否决，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观点：“若能立志自立，则无论家塾之内，或是旷野之边，乃至热闹市井，皆可成为读书之所；即使是负薪牧豕，亦不失为砥砺学问之时。”他强调，能否专心致志在于个人志向是否坚定，而非外在环境。这一论点铿锵有力，直击要害，对于那些借口环境不适以推诿学业者，无疑是当头棒喝。在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也记载了古人为学不拘时地的诸多实例，如孔子虚心向孩童项橐学习，赵中令在职期间仍勤于研读经典等，进一步印证了曾国藩的观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尊崇曾文正公，曾国藩关于读书不受环境限制的理念对他影响深远，毛泽东曾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坚持读书，锻炼自己的定力。其后，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更是不论何时何地，哪怕身处井冈山的围困之中，长征途中的枪林弹雨，巡视途中的列车马背，窑洞或路灯下，都能见缝插针，沉浸于书海，体现了“志”决定行走上限的人生哲理。
在家书中，曾国藩还特别提到了六弟国华。国华科举考试受挫，便归咎于命运不济。对此，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其志向不高、格局狭隘所致。他指出，君子立志应具有民胞物与的广阔胸怀，追求内圣外王的崇高事业，如此方能不负父母养育、无愧天地完人之名。此观点与岳麓书院邝敏本长联所体现的精神异曲同工，彰显了古今中国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抱负。志向的高度决定了人生所能达到的巅峰，故而，尽管四弟和六弟一生平淡，但曾国藩却能在矢志不渝的努力下被誉为“半个圣贤”，究其根源，或许早在他们最初立志时的格局差异就已显现。与此同时，曾国藩阐述了真正的君子忧虑并非源自自身的得失荣辱，而是忧心学问不足、德行欠缺，忧心国家动荡、百姓疾苦、小人得势、正义沉寂，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境界。
接下来，曾国藩深入探讨了每个读书人都应精研的经典《大学》。这部被理学大家程颐誉为“初学入德之门”的著作，旨在教导如何成为一个大人君子。曾国藩结合自身读书修为之体会，提炼出《大学》的核心要义——“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与“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宋元以来，《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朱熹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及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曾国藩提醒六弟，熟读《大学》并不代表通晓其内涵，更非真正践行。他认为，读书需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融入生活，切实理解并实践圣贤之道，方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读书人，否则不过是个只会赶猪喂猪的俗子而已。此处，他对当时科举制度培养出大量只懂吟诗作文却不知修身治国的官吏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牧猪奴”一词，生动刻画了清末政治腐败的现实，饱含痛心疾首之情。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曾国藩尤为看重“格物”与“诚意”两方面。他对于“格物”展开了一段精彩纷呈的论述：
“格物，乃致知之事；诚意，则力行之事也。所谓物者，涵盖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乃至天地万物，日常琐事。格，即是穷究事物之理。例如孝敬父母，是物；探究为何应当孝敬之理，便是格物。顺从兄长，是物；深究为何应当顺从之理，亦是格物。吾心、吾身皆为物，探查存心养性之理，或严格自我要求、端庄举止以修养身心之理，同样是格物。每日所阅书籍，每句皆为物；切己体察、钻研其中道理，便是格物。得知一句便付诸实行一句，此即诚意之力行。二者相辅相成，格物致知是基础，诚意力行则是升华。”
曾国藩将“格物”理解为对生活中万事万物探求其本质规律，从而获取真知灼见，而“诚意”则是在获得真知后，坚决去实现自己所认知的一切，力求做到知行合一。历史上对《大学》的注解众多，对三纲八目的理解各有千秋，曾国藩对三纲八目的解读看似浅显易懂，实则深入人心，因为他是通过亲身实践来领悟经典，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弟们，因此并无玄虚之谈，而是将深奥的经文诠释得通俗易懂。然而，虽知易行难，能做到知行合一者寥寥无几。
此外，他还提及身边的师友，有的擅长格物功夫，有的严守诚意原则，都是他可以效仿学习的对象。曾国藩本人深受倭艮峰先生诚意精神的影响，从十月初一起，他为自己制定了每日功课，并详实记录、反省每一事项。他在信中坦承自己缺乏恒心的弱点，并决心从写日课开始改正。令人钦佩的是，曾国藩做到了这一点，从1842年开始直至1872年去世，三十年间，他始终坚守“诚意”修炼，终其一生，彻底克服了“无恒”的缺点，展现了立志力行所带来的深刻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