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太平天国的王爷数量直逼三千人，汉字的丰富性在此压力之下也显得捉襟见肘。然而，王爷数量多并不代表其含金量高，含金量高的也不一定代表其道德品质高尚、德才兼备。在这接近三千位王爷中，笔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仅有五位能堪称“贤王”。
那么，何为贤王的标准呢？首要条件是德才兼备，辅佐君主有方，善待将士，与同僚和谐相处，拥有高度个人魅力，并且在对待俘虏时展现出博大的胸怀。
历史上，周公旦、召公奭曾是周朝公认的贤王典范，宋朝的赵德芳、赵元俨同样具有贤王风范，清朝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怡亲王胤祥、恭亲王奕訢等人也被誉为贤王。
回溯太平天国早期，“首义五万”声势浩大，其中燕王秦日纲影响力颇大，但真正能称得上贤王的唯有南王冯云山一人。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凭借“跳大神”起家，意图架空天王洪秀全，显然无法归入贤王之列。尤其是杨秀清，他独揽大权，屡次假借“天父下凡”对其他诸侯王进行杖责，甚至威胁要对洪秀全施以重罚，完全无视君臣秩序。北王韦昌辉与翼王石达开同样未能达到贤王标准。韦昌辉虽为金田起义的重要赞助者，聪明绝顶，但被仇恨蒙蔽了理智，常遭杨秀清欺凌。而天京事变中，韦昌辉不仅诛杀杨秀清，更扩大事态导致内斗造成2万精锐伤亡。翼王石达开在事件中迟疑不决，并扬言攻打京师，公开武力胁迫洪秀全，后来更是不顾洪秀全求情，施压要求处死燕王秦日纲等人，令洪秀全威望受损。单飞后，石达开又未能救援队友林启荣，间接导致九江失守，17000将士罹难。
至于燕王秦日纲，虽然忠心耿耿，但智谋不足，亦非贤王所具备的素质。
南王冯云山，则是贤王中的楷模。作为拜上帝教的实际创始人，冯云山深入紫荆山腹地，艰苦传教，维护洪秀全的尊严，使他在未直接接触教徒的情况下仍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冯云山成功拉拢除自己以外的“首义五王”加入拜上帝教，并始终将维护大局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甘愿屈居实力派第三位，忍辱负重，自我牺牲，同时操办着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立法、军事、经济等各项工作。李秀成曾直言：“创建国家之功，实属南王，是他策划了建国大业。”
综上所述，冯云山以其卓越贡献、崇高威望、尊重上级及协调内部关系的能力，充分展现了贤王应有的品质。
1856年，天京事变以及随后翼王石达开出走，令洪秀全深感痛惜，决定永不再封王。然而，随着洪仁玕的到来，这一决定被打破，洪仁玕在京不足一个月就被封为干王七千岁，此举引起陈玉成、李秀成的强烈不满。不过，洪仁玕的封王开启了太平天国后期大规模封王的先例，至后期，王爷人数再度逼近3000。
在后期的诸多王爷中，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奉王古隆贤等人都堪称贤王。洪仁玕目光长远，著有《资政新篇》，历史评价极高。他能力出众，心态平和，面对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对其封王的不服气，他并未产生矛盾，而是积极协调各方关系，赢得实力派的好感。
例如，洪仁玕曾竭力调和陈玉成、李秀成之间的关系，共同商议并实施了1860年的“围魏救赵”战略，一举击垮江南大营，转战江浙，开辟新的根据地。每当陈玉成与李秀成在江浙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洪仁玕总能从中斡旋调解，堪称维持朝廷与地方诸侯之间和谐关系的一支润滑剂，其表现完全符合贤王的定义。
英王陈玉成，以其侠肝义胆、忠诚无私赢得了最讲义气王爷的美誉，在太平天国危难之际多次挺身而出援助李秀成，两人携手共度难关，屡建战功。
而忠王李秀成，同样被誉为贤王，他对太平天国忠贞不渝，尤其是在后期独自支撑危局之时，即便面临洪秀全的猜忌，仍坚守职责，拒绝了李世贤提出的效仿石达开外出单干的建议，毅然回到京师与湘军作战。对待敌军将领或官员，李秀成表现出极大的包容与国际主义精神，许多被俘清军在其宽厚待遇下自愿离去，甚至有人如林福祥般对其人格魅力深深折服。
此外，名气稍逊的奉王古隆贤同样是一位贤王。他早年追随韦俊，英勇抗击湘军，即使韦俊投降后，古隆贤依然坚守太平天国阵营，收复池州，为稳定京师西南后方立下汗马功劳。皖南穷困的条件下，他毫无怨言坚守阵地，直至最终不得不降清，但他并未背叛旧部，反而选择辞去官职，回归广东安享晚年，开办学校，造福乡民。
就凭古隆贤宁可辞职养老也不愿对昔日战友举起屠刀这一点，足以证明他配得上贤王之称。反观那些投降清军后立即倒戈相向，对太平军施以无情打击的将领们，如程学启、何安泰、童容海、陈国瑞、黄少春、蔡元隆、黄十四、余安定等人，古隆贤的人格光辉更加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