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个极具特色的官职——“总裁”，全称为“钦命文衡总裁”，崭露头角。在这长达14年的动荡岁月里，王爵滥封严重，人数高达2700余人，至后期，诸如义、安、福、燕、豫、侯等爵位几乎一文不值。然而，“总裁”与“五军主将”这类职务并未因此贬值，反而因其稀有而更显珍贵。前期五军主将是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后期则由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韦俊接任，无一不是威震一时的人物。蒙得恩曾一度担任“中军主将”，刘官芳也曾荣膺“右军主将”。
太平天国的“五军主将”前后共有12位名副其实的英才，相比之下，“总裁”的设立更为稀缺，仅四位人物有幸获此殊荣：陈玉成、蒙得恩、黄期升、洪仁玕，他们地位特殊，影响深远。
那么，在太平天国的历史篇章中，“总裁”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四位将领为何能成为“总裁”？他们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将逐一剖析。“总裁”一职，顾名思义，即统管并裁决某一方面的重大事务。明朝时期，负订实录的官员即被称为总裁，清朝同样设有此职，主要职责在于编纂历史以满足皇家需求。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总裁则主要负责文化教育工作，填补了这个动荡时代极度匮乏的文人力量。
太平天国虽猛将如云，但在治理国家所需的文官方面却极为短缺。打江山固然需要勇猛悍将冲锋陷阵，但若想在中原逐鹿中胜出，就必须网罗人才，尤其亟需能够治国安邦的文臣。回溯历史，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最终统一六国，还是清朝入关坐拥天下，都离不开人才向关键地区流动这一重要因素。
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太平天国随之建立，两年后定都南京，与清朝分庭抗礼。为了吸引知识分子，并培养一批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文官队伍，洪秀全也仿效传统，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无论出身性别，只要达到年龄要求，均可参加考试，这种广泛性及对性别的淡化是太平天国科举的一大特点。然而，在当时军师负责制下，洪秀全的实际权力有限，科举考试多由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实力派掌控。
1856年，天京事变使得杨秀清被韦昌辉杀害，随后洪秀全迫于石达开压力处决韦昌辉。石达开短暂辅政期间诛杀秦日纲、陈承瑢，势力急剧膨胀，导致太平天国早期“首义五王”格局瓦解，政局陷入混乱，但也给洪秀全加强皇权提供了机会。
1859年，在陈玉成、李秀成的努力下，太平天国逐渐从天京事变的阴霾中走出。此时湘军尚未大规模东征，曾国藩尚未获得督抚实权，太平天国迎来一段宝贵的喘息时光。在此背景下，洪秀全再次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决心完善科举考试制度，使之服务于自己的江山大业，为此特设了一个总揽科举考试的官职——“钦命文衡总裁”，共设置正总裁、又正总裁、副总裁、又副总裁四个岗位，直接隶属于洪秀全，由其亲自控制。
由此，总裁每年负责主持科举考试，发掘人才，并将其交由天王考核，然后授予相应官职，参与太平天国的各项军政活动。通过这种方式，洪秀全成功培植了一批亲信班底，进一步加强对各地军政的控制，可见“总裁”这一职位至关重要，非天王亲信或家族成员难以担当。
黄期升作为洪秀全的亲戚，既骁勇善战又具备深厚学识，自然成为担任总裁的理想人选。拜上帝教的影响导致读书人普遍对太平天国持排斥态度，故太平天国内部的知识分子资源极其稀缺。蒙得恩虽然能力平平，人际关系欠佳，威望不足，但他却是洪秀全的绝对亲信，曾救过洪秀全性命，并负责“女馆”工作，贴身照顾洪秀全的生活起居。即使在军事上引起争议，蒙得恩仍凭借与洪秀全的亲密关系得以担任“中军主将”及“总裁”之职。
洪仁玕身为洪秀全的堂弟，具有远见卓识，善于协调内部诸侯矛盾，堪称洪氏家族中的翘楚。著名的“围魏救赵”战略就是他与李秀成共同策划实施，助太平天国夺取江浙富庶之地，延长了政权寿命。洪仁玕被捕时，其《资政新篇》手稿被曾国藩首席幕僚赵烈文所得，赵烈文对其才华和眼光深感敬佩，称其为“贼中并非无人”。
英王陈玉成，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少年将领中的领袖人物。天京事变后，力挽狂澜者正是英王陈玉成，李秀成亦在其协助下立下赫赫战功。陈玉成不仅担任“总裁”，还负责上游军务，掌握着太平天国最富裕的区域。在他与李秀成的合作下，江浙地区的局势得以改写，巢湖平原与皖北成为了太平天国赖以生存的粮仓与物资补给基地。
四位“总裁”之中，陈玉成以其卓越贡献和声望最为显著，视“总裁”之职为天王洪秀全对自己的最高奖赏。1862年，陈玉成不幸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出卖，落入胜保手中。面对清军大营，陈玉成坚贞不屈，自称“本总裁”而非“本王”，痛斥胜保为“清朝第一庸臣”，列举自己辉煌战绩，拒绝投降，最终壮烈牺牲于凌迟酷刑之下。
黄期升在掩护幼天王突围时英勇战死；洪仁玕护送幼主去湖北途中兵败，同样遭受凌迟极刑；而能力相对较弱的蒙得恩却得以善终，于1861年去世。四位“总裁”的命运各异，但他们的存在无疑为太平天国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