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的繁华街头，26岁的汪曾祺刚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带着满腔热血步入社会。然而，现实的冷酷与理想的丰满形成鲜明对比，他虽意气风发，却在求职路上屡遭挫折，始终无法觅得一份安稳的工作。理想破灭所带来的极度沮丧和落魄，让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担忧起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钱，害怕出门摔跤，万一不小心撞碎了橱窗，拿什么来赔偿呢？他曾一度认真思考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恩师沈从文得知后，严厉而又深情地斥责他：“面对一时困厄便哭泣哀求，乃至想到轻生，真是毫无志气！你手中握有一支笔，又何须畏惧！”这句话如同强心针一般注入汪曾祺心中，他开始坚韧不拔地创作，耗尽无数墨水，直至两鬓斑白。
    直到临近60岁，汪曾祺仍未见“出息”的曙光，但他始终坚持写作，用文字对抗困境，终于在1980年，以《受戒》一文惊艳文坛，这一年，他已届花甲之年。
    回溯到1939年，从未离家远行的汪曾祺背负着对知识的渴望，跋山涉水抵达云南昆明，只为投身于战时名校——西南联大。该校汇聚了北大、清华、南开等一流学府因战火迁徙而来的诸多学术泰斗，其中中文系更是星光熠熠。在这里，汪曾祺跟随个性鲜明的老师们学习，既尊重传统，又敢于挑战权威，逃课与上课并行不悖，凭借才华赢得了杨振声教授的认可，更是在沈从文的小说写作课上，凭借一篇习作获得满分之外的加分，深得沈从文赏识，并四处推荐他的作品。
    沈从文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汪曾祺指导，在生活和精神上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汪曾祺毕业后在上海陷入人生低谷时，沈从文不仅鼓励他，还设法帮他找到工作，哪怕后来辗转北京，依旧尽力助他在历史博物馆谋得一份差事。即使历经坎坷，汪曾祺的人生并未如当初沈从文预言般迅速成名，但沈从文始终坚信他的学生终将“大器晚成”。
    在逆境中，汪曾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敏锐观察力，无论是昆明茶馆的市井百态，还是北京生活的平淡无奇，抑或是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的日子，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源泉。在沈从文一如既往的激励下，汪曾祺提笔写下《受戒》和《大淖记事》，这两部作品犹如清风拂面，以其独特的人间烟火气息和深入人心的故事，打破了当时主流文学的沉闷氛围，让汪曾祺名声鹊起。
    汪曾祺的生活哲学与创作态度紧密相连，他认为生活乐趣无穷，对世界充满好奇，尤其热衷于人间草木、四方食事、天涯游子以及故人往事。他自嘲道，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是因为从小数学不佳，大学时期常泡茶馆看书，偶然写诗作文，竟意外得以发表，最终成了作家。对于为何写作，他用一首四言诗予以回应，幽默之中透出淡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除了写作，他还钟情于书法、绘画和烹饪，这些爱好丰富了他的生活，也滋养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喜欢逛菜市场体验生活情趣，认为写字画画应注重意趣而非规矩，乐于在厨房里研制新菜式，分享美食给他人。他的一生，正如其文所述，“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如今，这位可爱有趣的老人早已名垂文学史册，在现当代作家中占据重要地位，他曾经的豪言壮语并非醉话，而是真实的人生写照：“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