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地区某市中心城区的一所重点小学，资深教育工常老师对春节期间教师轮班制度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这位拥有20余年小学数学教学经验的专业人士，在每年的春节前夕，都会与学生们围坐一堂，共享茶水，畅谈生活琐事。然而，今年龙年春节，校园内空荡无人，校门紧闭，却仍要求教师在保安值守的情况下进行轮班。
“孩子们都回家过年了，学校安全由保安负责，为何还要强制老师留守办公室呢？”常老师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是为了严防桌椅失窃，还是为了确保校长办公室里的花卉得到妥善照顾？”她认为，像建设局等机关单位在节假日期间安排人员值班确有必要，因为他们承担着应急管理职责，需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然而，中小学并无类似需求，大部分学校不存在留校学生需要看护的情况，如此硬性规定教师值班，实属无理且无效之举。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不必要值班问题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当前体制中过于强势的问责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强势并不意味着处理方式必然缺乏科学性和正确性；在推动重大改革进程中，有时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集权来扫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然而，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如何应对改革过程中的阵痛，以及如何在改革成功后，以低能耗、平稳的方式重新构建秩序，避免诸如不必要的值班这类“小麻雀”问题的出现。
当下的问责主义在驱动国家社会改革取得诸多预期成效的同时，也导致调查组在事件定性分析时过度追求合理化解释。一位同地区市重点中学副校长在接受访谈时透露，面对可能的事故追责，即便是1%的过失如未安排值班，也可能让无辜的副校长背锅。在这种环境下，对事实的理解和解读往往比发现事实更为重要。
不必要值班的问题并非仅存在于教育领域或春节期间，各行各业、体制内的各个系统部门皆有此类现象。更令人忧虑的是，相较于节假日的无人教室值守，体制内部存在着大量无意义工作、无效安排甚至是劳民伤财的行为，这些不仅消耗了广大党员、干部及普通工作人员的精力，更影响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例如，为申办“全国文明城市”而大兴土木地统一商业街招牌样式，或是严格执行“1平方米车行道路面尘土量不超过5g”的环卫巡查标准。
一位山西某市乡镇领导无奈坦言，如果不按照上级要求统一拆除招牌，就会被视为政治意识薄弱，无法紧跟省市领导的步伐。各级行政主干为了避免突如其来的问责压力，常常采取低成本策略，比如安排机关干部和教师在无实际需求的工作场所和学校值班，这已然成为一种常见的规避风险手段。领导与下属一同值班，表面上看似“同甘共苦”，实际上却是迎合上级部门要求和平息内部反对声音的基本操作。
因此，要彻底取消“不必要值班”，革除形式主义弊病，单靠中央管理部门临时性的文件或简单的督促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对体制中强势问责主义尤其是全面政治化的倾向进行深度反思，让问责回归真实性、科学性和人民性原则的指引。问责不应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施压，更应建立在科学公正的基础之上。
让“不必要值班”现象消失，其真实目标是让广大工作干部能够摆脱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不再为预防未知的风险而疲于奔命，而是专注于实质性的公共服务工作，从而实现工作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效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