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30年代，法国核科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将全球目光聚焦于约里奥-居里及其领导的科研团队，他们的杰出工作使法国跃升至世界核科学研究的前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约里奥-居里独具创新地开启了对核能利用可能性的探索之旅。然而，在他对待核能开发的态度上，究竟是积极倡导和平利用，还是投身于军事研发以制造武器？这个问题引发了深入探究。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云逸撰文指出，约里奥-居里与杨承宗的一次会面中所表达的寄语在中国核能研究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位被誉为“法国核能之父”的科学家坚决表示：“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并非不可战胜，其原理也不是美国人的独创。你们有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如钱三强、你（杨承宗）、钱夫人何泽慧以及汪德昭等。”这段被载入信史的文字，被视为约里奥-居里对中国正义事业强有力的支持，并在后来中国决心自主研发核武器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法国学者对约里奥-居里关于核能利用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与其上述言论相悖的一面。在法国学术界，他被描绘为核武器坚定的反对者和核能和平利用的热心倡导者。那么，他对核能开发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了他的观点？
1939年，人类对核能利用的理解因链式反应的发现而产生质的飞跃。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了铀在中子作用下发生裂变的现象后，约里奥-居里迅速捕捉到这一重大突破并进一步证实不仅铀，钍也能发生类似裂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爆炸性碎裂”概念，并推测除铅之外，其他元素也有可能引发不同类型的碎裂现象。紧接着，他的团队通过实验确定了裂变产生的中子能够引发更多裂变，并首次揭示了链式反应的存在。此外，约里奥-居里组还携手佩兰成功计算出实现链式反应所需的临界质量，从而迈出了利用核能的关键一步。
在此基础上，约里奥-居里团队不仅成为首个证明链式反应的集体，而且敏锐地认识到其在能源生产领域的潜力。他们前瞻性地为相关研究申请了专利保护，提交的三项专利——《能源生产装置》、《能源生产装置的稳定工艺》及《炸药的改进》——涵盖了未来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尚无法实现这些设想。但这些专利成为了二战后法国重振科技创新雄心的重要基石。
随着战事推进，约里奥-居里曾试图推动核能实用化的研究，并在国家科研基金会支持下与矿业公司合作获取铀资源进行实验。虽然受战争影响，法国的核能利用项目被迫中断，但约里奥-居里对战后法国核能研究的规划始终未止。二战结束后，面对广岛和长崎的悲剧，约里奥-居里深感痛苦，更加坚定了主张核能应服务于和平用途的观点。他坚信科学家应当肩负起社会责任，让科技为人类福祉和和平贡献力量。1945年10月，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在戴高乐将军授意下成立，约里奥-居里担任首任高级专员，致力于组织团队进行核能利用的实验性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建成了欧洲大陆首个核反应堆ZOE，标志着法国核研究的复兴。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运动，起草并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呼吁禁止核武器。
至于约里奥-居里为何支持中国发展核武器，可以从他坚定的和平主义信念与当时国际形势分析得出结论。在西方阵营与苏联对抗升级、核军备竞赛加剧的背景下，约里奥-居里认为东方阵营掌握核武器是对抗威胁世界和平力量的一种合法手段。特别是当他在1951年与杨承宗交谈时，已从原子能委员会卸任且全身心投入和平主义运动，目睹苏联取得核武器研发进展，这促使他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约里奥-居里不仅是核能和平利用的不懈倡导者，也是科学服务于人类进步的坚定实践者。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他坚持科研道德与社会责任，努力探寻科技与和平共存之道，为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核能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