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人口问题曾多与战争、饥荒和疾病引发的人口骤减相伴，彼时，人类会因生存压力而加速繁衍后代。然而，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和平繁荣期，尽管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普遍提升，生育率却并未呈现显著增长，甚至在某些经济体中，生育率低于战乱饥荒时期的水平，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的现象。商业社会赋予个体更多自由选择权，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生育成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当传统的“养儿防老”机制逐渐失效时，我们不禁要探究：现代社会推动人们生育的动力究竟从何而来？
    人口问题对现代商业社会组织形态的存续构成了重大挑战，商业社会构建了这一切，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内在维系机制。
    经济繁荣和人均收入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生育需求增强，相反，高收入可能与低生育率并行出现。以发达经济体为例，它们似乎触及了现代商业社会结构的天花板，无一例外地面临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2.1这一阈值的问题。相反，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如非洲等地，生育率反而较高。
    我国上世纪80年代生活水平较低，为控制人口实行了“计划生育”，当时“只生一个好的”口号深入人心。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虽然生活条件一般，但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影响及缺乏社会保障措施，人们对生育的需求尤为强烈。那时，多数人对未来没有过高期待，《稀缺》一书中阐述了在长期温饱挣扎中的社会群体，大脑的关注点几乎完全被基本生存所需占据，吃饱穿暖成为首要目标，至于教育责任等现代因素，则考虑甚少。这种时代局限性深刻塑造了当时人们的生育观。
    今天，我国人均GDP已突破一万美元大关，温饱问题虽已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层次的压力和期望。住房、医疗、教育等非生存必需品的需求标准日益攀升，使得现代人在这些方面的负担远超以往。
    因此，当今社会生育观念发生了逆转。过去人们追求多子多福以保障老年生活，如今生育的标准已发生根本变化，不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问题。面对沉重的社会压力，父母的生育意愿急剧下滑。发达国家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韩国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3年生育率降至0.72的历史新低，若要保持人口稳定，该数字应为2.1。若此趋势不改，韩国到2100年人口将锐减一半，对经济、养老金储备和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至于韩国政府宣布人口减少已构成“国家紧急情况”。
    韩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间投入巨额资金（超过万亿人民币）试图解决人口问题，提供包括现金补贴、住房优惠、免费交通、住院费用报销甚至试管婴儿补助等福利政策，但生育率依然低迷。除了经济压力外，职场环境、性别平等意识、社会观念等因素也对生育意愿产生深远影响。商业社会的发展繁荣让人类自私与贪婪得到了释放的空间，相较于过去家庭资源分配倾向于子女，如今许多00后父母秉持着自己优先的原则育儿，反映出孩子在一个家庭中的必要性正在减弱。
    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类似问题，比如韩国和日本，除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性别思维差异外，两国都具有较长的工作时间，这导致许多年轻人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或投入足够的时间谈恋爱。同时，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让生育成为职业发展的取舍难题。例如，产假结束后是否能回到原岗位，以及晋升机会是否会受影响等问题，让越来越多女性在事业与生育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此外，男女薪酬差距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在韩国，尽管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但其男女薪酬差距最为悬殊，且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
    经济条件改善的同时，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和承受底线也在升高，过去为了孩子牺牲事业的做法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难被接受。商业社会孕育出一批更具责任感和自我意识的新一代，他们对生育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当前环境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时，生育意愿自然下降。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育意愿的降低或许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潜在动力。当我们享受着商业社会带来的美好生活时，生育意愿却开始滑坡，问题或许并非出在个体本身，而是存在于某个环节的缺失。生育意愿并非一夜之间形成，它需要通过引导和塑造来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复杂且深刻的社会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