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经营报》一则报道将公众视线引向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该区政府被曝拖欠女企业家马艺珈伊近2.2亿元工程款，涉及扶贫搬迁、幼儿园及小学等10个项目，长达8年的讨债未果，甚至一度出现政府以1200万元欲一次性解决所有债务的方案，遭到马艺珈伊拒绝后，她竟因寻衅滋事罪被捕。此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水城区政府随后发布情况说明，指出马某某承建的项目总额约16332.71万元，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高达89.82%，对于外界所称“共欠企业约2.2亿元”以及“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的报道予以否认。当前，各界期待马艺珈伊的律师团队与政府能提供详尽的合同和支付记录，并期望司法部门或上级政府能深入调查，还公众一个公正的结果。
透过水城事件，公众焦点集中在民营企业权益保护以及营商环境问题上，然而，从更广阔的视角——贵州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史来看，这起纠纷实际上揭示了过去一二十年间，在取得脱贫开发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短期操作，严重透支了未来，导致地方财政陷入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困境。水城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映射出中西部众多省份面临的严峻财政危机。
以水城区为例，据当地财政局公开数据，截至202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91.52亿元，加上隐性债务——城投公司债务，水城区城投债估计在100亿左右。通过查阅法院判决信息，水城区城投公司的负债累累，多宗被执行案件涉资逾13亿元。推算下来，这个仅有60余万人口的西部贫困县区，其政府各类债务总和可能接近200亿，而财政收入仅为21亿，支出却达57亿，自给率不足37%，只能靠上级政府援助维系，根本无法偿还庞大债务。其中，政府平台公司挪用银行贷款用于偿付其他紧急债务的情况也浮出水面。
不止水城，贵州多地如盘州、独山、三都等地均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债务规模远超财政收入，部分县市处于“资不抵债”、“入不抵息”的窘境。全省范围内，至2023年底，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5124.69亿元，城投公司债务余额至少1.5万亿，总体债务余额逼近3万亿大关，而全省GDP为2.09万亿，财政收入仅2000亿，显然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债务压力。黔省因此不得不陷入借新还旧的循环，即便固定资产投资收缩，债务总额仍上升超过4200亿，若现状持续，显性和隐性债务余额恐将突破5万亿，甚至可能超过本地GDP两倍以上。
巨额债务对民生基本支出造成严重影响，教育、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被迫削减，拖欠工资奖金的现象频发，与民营企业的工程款纠纷亦日益普遍。这意味着全省人民正在承受着看不见尽头的债务重负。
（二）探究巨额地方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央视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中落马的原贵州副省长李再勇的忏悔，为我们揭示了水城区政府与企业家纠纷背后根源，以及各级基层政府债务膨胀的过程。在其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无视地方财力实情，盲目追求旅游项目开发和豪华场馆建设，短短四年新增债务超过1000亿元，增长率高达300%，为当地留下了沉重负担。例如，李再勇不顾六盘水气候条件和旅游资源限制，执意打造“中国西部滑雪之都”，耗费巨资建设梅花山滑雪综合体项目，单是亚洲最长索道就花费9个多亿；同时规划造价高昂的东盟十国峰会相关设施，种种举措与资源匹配度极低，浪费惊人。
这种“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发展模式，类似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式疯狂扩张，不仅在贵州的六盘水上演，诸如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等人亦在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不顾实际地大举举债建设诸多世界级工程，结果导致项目烂尾，高额融资利息更是雪上加霜。
这些官员在决策时并未考虑债务偿还问题，抱着“拍屁股走人，后任者接锅”的心态，大规模推行超出地方财政承受力且缺乏回报效益的投资。据统计，贵州PPP项目总量和金额长期居全国首位，远超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如今债台高筑的局面，正是这种竭泽而渔式发展策略结出的恶果。
（三）水城债务纠纷引发的深层思考
此次水城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并非仅仅局限于民营经济保护层面，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经济与财政难题。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是否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万能良药？过去十余年，许多中西部省份寄希望于大规模固定建设投资来追赶东南沿海地区。数据显示，青海、广西、贵州等多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超过或接近GDP总额，尤其是贵州，11年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约12.41万亿，虽然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但投资效率逐年下滑，单位投资创造的GDP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重复建设、浪费和腐败现象随之而来。
其次，如何建立健全财政纪律，防止地方债务无限扩张？近年来，我国GDP增长82%的同时，地方债增长超过150%，地方债务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如何有效遏制违规违法举债，防止债务滚雪球般增大，成为关乎国家财政安全的重大课题。
最后，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像贵州这样的落后省份应如何化解巨额地方债危机？目前，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天津等地同样面临负债率高企、经济发展乏力的问题。面对15个省份广义负债率超过财政部规定的预警红线，中央援助空间有限，地方政府如何在开源受阻、资产贬值的情况下找到出路？
综上所述，水城事件及其背后的财政困局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深刻反思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财政纪律的制度建设以及应对经济紧缩时期的地方债务化解策略。这些问题的解决紧迫性日益凸显，关系到更多企业的生存发展、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