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出口状况的转变已在数据上得到了鲜明体现。据海关数据显示，由于全球对我国（除汽车外）制造商品的需求放缓，2023年全年我国出口额以美元计首次自2016年来出现下滑，降至3.38万亿美元，同比减少4.6%。对比之下，2022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7%，上次出口量下降是在2016年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争端时期，当年降幅达到了7.7%。此外，去年我国进口也下降5.5%，跌至2.56万亿美元，由此创造了823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当前，我们面临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2024年的挑战在于如何提振内需与外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口下滑可能并非完全源于外部需求不足，越南、印度等国出口增长的事实表明，在国际贸易领域，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全球化时代的辉煌渐行渐远，碎片化贸易时代已然来临，这无疑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以人民币计算，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1.76万亿元人民币，微增0.2%，其中出口23.77万亿元，增长0.6%，进口17.99万亿元，下降0.3%。尽管人民币计价下数据相对乐观，但考虑到过去一年人民币贬值对外贸出口的短暂利好影响，0.6%的增长实属微乎其微。
同时，国内消费疲软进一步拉低了我国的通胀率。2023年我国消费价格通胀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记录，仅为0.2%，这是自2009年全球经济因美国次贷危机陷入衰退以来的最小涨幅。外贸格局的转折点可追溯到2016年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关税战，其单方面提高关税的行为导致中美两大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初现端倪，责任主要在美国一方。虽然后来双方历经多次谈判达成一些共识，但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这些努力。
近期，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提及，美国已从过去的离岸贸易策略转向近岸甚至友岸贸易，即优先选择与周边经济体或价值观相近的贸易伙伴进行交易，这深刻反映了我国外贸面临的复杂局面。
美国总统拜登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竞争而非冲突，这意味着美国将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遏制措施，如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封锁、人工智能所需芯片算力限制、风险投资约束、汽车反倾销调查等，全方位围堵中国的发展。
这种大国竞争往往呈现单边性和不对称性，例如技术封锁、特定产品关税上调等手段，均构成了我国外贸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关税壁垒一旦建立，许多中国企业在国内生产的产品若想打入欧美市场，就必须承担高额关税，原有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因此，近年来不少企业选择了走出国门，在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地设立工厂以规避美国关税壁垒，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将就业岗位和GDP贡献给了他国。
国际间贸易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与供给的交换，买家与卖家的角色在全球市场上切换。目前的问题在于，买方寻求新的卖方，而我方卖方则迫切希望继续销售。尤其是对于国内市场尚不能满足内循环需求的过剩产能，如何成功出口成为企业最棘手的问题。尽管阻止企业出海建厂可能造成部分企业在国内市场通过价格战互相挤压，最终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但让企业走出去，在他国设厂并创造就业机会和GDP，可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牺牲。
回溯历史，当初我国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和技术时，外资品牌在国内已有成熟的走出去基础，欧美市场的强劲消费能力使得它们并不担心企业海外建厂。而如今，面对我国每年高达千万的新增就业需求，尤其在房地产行业下行背景下，企业出海问题既势在必行，又给国内就业形势带来风险。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国内消费乏力、通胀创14年新低亟待增加就业拉动；而贸易保护主义却促使企业赴海外建厂，带走国内宝贵的就业机会。
解决之道在于，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化进程而非走向碎片化和小圈子贸易；另一方面，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吸引更多外资入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在不依赖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前提下，逐步恢复国内消费。唯有保全本土企业的同时鼓励外资流入，提升就业水平，带动消费复苏，才能为修复资产负债表、实现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的软着陆创造条件。总之，我国宏观经济的挑战始于外贸，也应当由重构外贸格局来终结这场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