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爆发前的十年里，经济学界最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便是通胀消失之谜：美国实行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欧洲长时间维持负利率，日本更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开创者。然而，即便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货币宽松，通胀率始终未能达到各国央行设定的2%目标。
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CPI和PPI均呈现负增长态势，市场对通货紧缩的讨论愈发热烈，物价下降的现象成为当前宏观政策探讨的重中之重。而疫情后的国际政策实践，则为理解通货紧缩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以美国为例，随着《美国救助法案》的提出，物价指数急剧上升，CPI甚至一度冲破两位数大关，大规模财政刺激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总需求，加之供应链紧张加剧，长期争论不休的“通胀去哪儿了”的议题至此有了明确答案。事实上，通货紧缩并非一种需要畏惧的现象，而是政府政策选择后的一种均衡结果。政府拥有诸多手段来提升物价水平，比如利用低利率环境举债融资，增加政府支出，进而使物价回归正常轨道。因此，当前关于通缩的辩论实质上是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辩论，是否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宽松的货币环境成为了亟待解答的关键问题。
回顾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财政政策选择，可以为当前的决策提供有益借鉴。当时，中国政府在面临外部需求放缓的压力下，负责任地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金融市场，但也加大了短期内经济下行风险和通缩压力。为了应对总需求下滑，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1998年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8%。
对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现今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我们发现二者在政府债务问题、商业银行系统健康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和外部需求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尽管目前商业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整体较低，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依然突出，其信贷负债与商业银行资产紧密相连，中央政府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尽管当前的整体经济规模、GDP、外汇储备等关键指标相较于1998年有了显著提升，且政府债务占GDP比例相对较低，但外部环境同样严峻，如美国的出口关税、脱钩断链和技术封锁等挑战，使得中国外部风险增大。
综合考量当下的优势与劣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财政政策仍有巨大的施展空间，适时推出更大规模的结构性财政刺激计划有望一举扭转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困境。
“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虽然看似稳妥，但在老龄化加速、劳动市场边际生产率下滑以及城市化带来的资本增长率放缓等因素影响下，可能加剧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因此，“以时间换空间”或许并非长久之计。
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路径，应当避免简单重复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模式，转而关注家庭部门与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改善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可通过直接收入激励或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提振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加大对政府、军队和企业数字化、电动化和智能化等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补贴支持力度。
总结而言，疫情过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虽步履稳健，但面对的挑战空前。国际经济政策实践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通缩辩论实则是宏观经济政策抉择的辩论。通过对比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政策选择，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具备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及时推出结构化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有力刺激总需求，并为解决结构性矛盾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助理教授 江波；：肖振宇；题图来源：Pex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