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模式因其显著成效迅速走红，尤其是在土地财政面临瓶颈、传统招商引资效果难以立竿见影的当下，投资热点公司股权的做法无疑开创了一条新路，打开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数据显示，自2007年合肥GDP仅为1600亿元到2023年的1.27万亿元，平均年增速高达13%，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使得众多城市纷纷效仿。
然而，合肥模式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许多城市在模仿中遭遇惨痛教训。如近日陷入困境的高合汽车，先让江苏盐城受损，后又令青岛国资蒙受损失，当地累计投入的40亿资金现处于危险境地。此外，沈晖创立的威马汽车在套现离场后，给上海留下了50多亿的烂摊子；广州在宝能汽车上砸下创纪录的120亿地方国资投资，结果却因宝能暴雷而打水漂；潍坊与山东国资联合投资雷丁汽车20亿，半年后即告破产，潍坊国资的踩雷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回顾过往，此类失败案例不胜枚举。铜陵及安徽国资在奇点汽车上的30多亿投资未能等到量产之日；南通代管的如皋市则连续遭遇骗局，投资的陆地方舟、康迪、青年汽车等多个项目或被欺诈投资，或被骗取补贴，其中最大的一次，美国律师王晓麟以50万美元购买知识产权，通过PPT骗取56亿投资后跑路，导致大量资金化为乌有。青年汽车以荒诞的“烧水就能走”的概念欺骗了多地政府，包括如皋、南阳、石嘴山、鄂尔多斯、海宁、连云港、济南、泰安、六盘水等。
南京亦未能幸免于难，先后在拜腾汽车和博郡汽车上分别亏损20亿和51亿，试图复制合肥的成功之路却屡遭挫折。同样，乐视汽车也曾收割深圳国资的巨额投资，最终结局众所周知。
各地国资对新能源产业偏爱有加，原因在于这种方向正确且规模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够迅速拉动当地的GDP增长，满足地方政府的核心绩效指标（KPI）。但不少国资甚至选择直接购买股权，像青岛国资在每日优鲜、青岛中程等公司的投资均告失利，涉及领域从新能源汽车到各类上市公司，亏损累累。
合肥模式之所以难以复制，并非偶然。合肥拥有的中科大人才优势以及多次实战磨砺出的相对成熟的投融管退体系，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即使如此，合肥也有过船舶柴油机生产基地、等离子显示技术以及太阳能光伏产业等项目的失败经历。合肥的投资策略更倾向于抄底而非盲目追高，就像当年在白酒塑化剂事件后以较低价位买入贵州茅台股票，而当前很多地方却是在市场高点盲目跟风投资，结果自然相差悬殊。目前，面对民众对于民生保障的强烈需求，中小企业对于减税补贴的渴望，以及各地财政并不宽裕的现实情况，如何在保民生与发展经济之间找到平衡，实现量力而行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毕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下一个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