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的诸多战役中，第二次摧毁“江南大营”无疑成为了李秀成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他在自述书中对此浓墨重彩地描绘，并且隐约透露出对英王陈玉成的微妙不满。他用“英王，不请自来”的措辞描述陈玉成，暗示其欲分一杯羹的行为。
1856年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率部出走之后，太平天国深陷危局。然而，在随后八年的时间里，它不仅顽强续命，还多次力挫八旗军与湘军的围剿，一度迎来复兴之势，这背后的关键便是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位名将携手共度时艰，紧密合作。
陈、李并肩则太平军战无不胜；若有私心而不相配合，则太平天国覆亡只是时间问题。1860年，两人在常熟、昭文两地爆发争夺，最终以英王陈玉成的妥协暂告段落，这一事件宛如太平天国走向衰亡的一次预演，若非湘军东征，也许将会酿成又一场天京事变。
李秀成被封忠王后，雄心壮志满溢，为解救京师之困，大胆采取了“围魏救赵”战术奔袭杭州。起初，包括黄文金等皖南将领在内的许多人并不看好此计策。然而，李秀成成功攻下杭州以及李世贤在湖州取得突破性进展，迫使清军张玉良、郑魁士增援江浙，江南大营兵力分散，太平军将领开始对李秀成寄予厚望，看到了胜利曙光。在建平召开的会议中，李秀成协同杨辅清、黄文金、赖文鸿、古隆贤、刘官芳等一众皖南将领共同商定五路出兵合围江南大营的战略。会后，太平军各路兵马同时出击，鼓声震天，和春、张国梁的军队溃败，二人或自缢于镇江，或阵亡沙场，“江南大营”终遭彻底瓦解。
不同于杨秀清当年仅满足于摧毁江南大营，李秀成有着更为深远的目标。他意图通过摧毁江南大营后乘胜追击，东征江浙，夺取财税重地，以此实现战略目标。因此，在二次破营之后，李秀成立即整饬兵马，挥师直指江浙。
此时，皖南太平军虽人数众多却未能广泛参与东征，李秀成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他们的参与机会。而陈玉成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安庆，与湘军在长江上游激战正酣，尽管他也尝试东征江浙，却无法全力以赴。
陈玉成麾下的悍将黄文金、刘玱琳成为英王军团东征的主力。但李秀成先发制人，率先拿下苏州、常州，虽然他们也有配合作战，但在利益分配上未能共享，更无法留下防守。
黄文金继续东进，攻占常熟、昭文，为英王在江浙建立了据点。然而，李秀成虽也参与攻克常熟与昭文之战，却并未倾尽全力，他视江浙为其势力范围，认为理应由忠王部接管。于是，李秀成借助朝中盟友林绍璋的力量，独揽苏州权力，并插手常熟事务。
林绍璋，作为洪秀全的铁杆亲信，虽战场表现一般，但对于科技外交方面颇有建树，深受天王信任。由于林绍璋与陈玉成关系不佳，这一点在后来的安庆之战中得到了印证。有了林绍璋的助力，李秀成在争取江浙控制权的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
比王钱桂仁，作为李秀成的部将，被派往常熟与黄文金共同镇守。然而，钱桂仁素有反复无常的名声，一旦情势不利便策划投降清朝。后来，李秀成转战他处主持天京战场，钱桂仁的部将骆国忠果然将常熟献给了清朝。
钱桂仁到常熟后，与黄文金关系紧张，两者间的矛盾频发。勇猛善战的黄文金对于暗中降清或是不配合太平军的地方士绅从不留情，而钱桂仁则试图避免与士绅的冲突，并觊觎常熟的指挥权，这使得双方矛盾逐渐升级，若非清朝的压力，恐将成为下一个天京事变。
面对湘军东征及上游局势动荡，陈玉成仍需倚仗李秀成之力，故调回黄文金，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常熟，于是通过自己的盟友洪仁玕，安排侯裕田接手常熟。
侯裕田原为天地会成员，后随张国梁投靠清朝，最终因太平军严明纪律而改投麾下，成为了一名坚定且熟悉西洋火器的悍将。天京沦陷后，侯裕田突围至香港创办五金店，资助李世贤抗清，最后却被清朝以“海盗”名义逮捕，押解广州凌迟处死。湘军悍将郭嵩焘上报朝廷时甚至将其夸大为三名“贼首”。
侯裕田秉持坚决维护太平天国的原则，对任何挑战太平天国的行为绝不姑息。他来到常熟后，取代钱桂仁成为主将，钱桂仁则协助防守。此举是陈玉成与李秀成相互妥协的结果，然而钱桂仁并未就此罢休，他持续袒护闹事士绅，并公开参与寺庙活动，触犯了拜上帝教教义，引起了侯裕田的强烈不满。
侯裕田多次警告无效后，愤然带兵冲击钱桂仁的活动场所，驱逐僧侣，使得两人矛盾达到顶峰。为缓和局势，李秀成将钱桂仁调至苏州，不久侯裕田也被召回南京担任太平守将，常熟交由骆国忠镇守，这也间接导致了李秀成日后的困境。
在常熟、昭文的争斗中，李秀成暂时占据了优势，其部将骆国忠掌握了这块战略要地。然而，1863年骆国忠叛投淮军，使李秀成后院起火，江浙局势急转直下。
陈玉成虽失去了常熟，但在丹阳问题上寸步不让，最终在他的叔叔陈时永的调解下，成为了丹阳的守将，这是他在江浙地区的唯一根据地。陈玉成与李秀成对常熟、昭文的争夺，正是太平天国灭亡的缩影。
随着杨秀清的去世，太平天国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不复存在，诸王各自为政，扩张领地，忽视了整体战略大局。杨秀清在世时，城池攻取后由天京统一调配守将和抵御外敌，而在他离世后，谁打下的城池就归谁守卫，这种变化让后期的太平天国名将如云却难以形成合力，最终被清军逐一击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