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景路

在清末，出现了新教育的提法儿，所谓的新教育，是相对于旧教育而言的。旧教育即指封建教育，新教育则是指学校式的近代教育。之所以出现新旧教育之争，这话还得从中日甲午战争说起。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的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已经轰醒了一些清廷的贵族大员，是为当时的开明人士，也即后来被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在他们的运作下，京师同文馆和船政学堂得以设立。有了这些，朝廷和洋务派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可理想再如何丰满，现实却大多数是骨感的。甲午一战，堂堂大国居然败于蕞尔岛国，洋务派数十年的经营，一朝轰然倒塌，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宣告彻底破产。血的教训，终于使得一批人开始真正觉醒了，他们认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寻求变革，而只务表面，是无法谋富强的。这倒应了梁启超之前的告诫：今之同文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梁启超之言，可谓先知先觉，不过，为时虽晚，但受甲午之战刺激，一时间，要求变法自强必先从兴学育才开始的呼声，已经充斥朝野。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怀就公开提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求才迫切之心，溢于言表。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中也明确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此外，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震世之言，还提出要设立师范学堂，以培养适应全国性教育的师资力量。以维新派著称的康有为同样不仅上书光绪帝：愿皇上……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还在其《请开学校折》中明确提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老康为人不说，仅以此卓见，就值得为其点赞。

其实，不光是维新派，哪怕是以实用主义为上的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后，也在思考着这些问题，比如其代表人物张之洞就在其《劝学篇》中提出了游学、设学、立学制和变革科举等想法儿。不过，他毕竟是反维新派，因此，在他的《劝学篇》中也反复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云云，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尔后，他在《论游学》中也归纳了各种理由主张派游学生到东洋（日本）去。

最终，综合了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各种主张，张之洞联合户部尚书张百熙、学部尚书荣庆奏请递改科举，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而这两个章程，其实都是模仿日本的学制、宗旨、方法而制，几乎完全是根据日本在教育方面的章则、法规而来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以日本为范本而建立的，而这，就是中国新教育与日本的关系。（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结论：
新的教育观念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改革派尝试变革，但最终并未成功。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洋务派，他们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设立新学校的主张。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新教育的发展都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新教育的兴起主要受到了西方思想和科技的启发，尤其是在李鸿章等人推动下，一些具有西方背景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新教育。而在日本，新教育的发展则受到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日本传统教育模式的双重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教育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吸取日本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升国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