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杨刚（1905-1957）和她在《叶芝诗论》一书扉页上的签名。

2021年夏天，起念细读一读叶芝的诗，遂将叶芝的传记、相关研究，连同诗集注本，搜罗了不少。可惜，这个计划尚未施行就搁置了。2023年岁末，友人写就一部讲叶芝的大著，嘱为校阅，乃将这些蒙尘的书重找出来，略加检视。

其中有一册是大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著作《叶芝诗论》（The Poetry of W.B.Yeats），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书名页写有三行蓝色钢笔字“一九四四年八月卅一日购于孟买Tajaposevala书店”，后署“晦晨”两个字。

初购时，未暇留意“晦晨”为谁何。其实，只需上网一搜，就能知道这是有名的记者杨刚女士用过的笔名，1984年出版的《杨刚文集》里即收入一首题为《晦晨》的诗，写于1940年。杨刚的笔名很多——事实上，“杨刚”也是笔名，她原名杨季徵，29岁时出版的译著——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则署名“杨缤”，“杨缤”是她自就读燕京大学就用开了的一个名字。

《杨刚文集》附录胡绳、袁水拍的《追忆杨刚》一文，笔调近于官方定论，然公众对杨刚的认知亦往往同此，故将记述生平的一段节引如下：

杨刚同志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她协助埃德加·斯诺编译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品到国外去。她为报纸写国内外通讯、报告文学、社论，主编文艺副刊。在四十年代的新闻战线、文艺战线上留下了显著的业绩。她还在重庆、香港、美国的复杂艰难的环境里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事工作。她结识了史沫特莱等英美记者和学者，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她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对外事务与宣传工作，曾任周总理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她生前为周恩来同志所倚重，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杨刚同志逝世后很久，还惋惜她过早去世，曾关心地向龚澎同志了解杨刚的情况，说杨刚是他所器重的女干部之一。

杨刚去美国的经历，一般文献皆简短记述“1944年夏赴美留学，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而已。《费正清自传》（Chinabound）里倒记下了原委：杨刚去留学，是费正清帮她申请到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奖学金，费正清在外交部的友人也出了力，杨刚在燕京大学时往还最多的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亦予支持。“她的出国护照多亏《大公报》发行人胡霖帮忙，才终于拿到手”（《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第339页）。但假若在孟买的书店里买下《叶芝诗论》的那个人就是杨刚，该如何解释她1944年8月不在美国而在印度的事实呢？

原来，杨刚是从战时的重庆转道印度，之后才乘船去美的。关于杨刚在印度的踪迹，也有旁证。1945年6月12日，金克木从加尔各答致信沈从文，里头有这样一句：“树臧兄消息闻之甚为欣慰，前杨刚过印时已曾言矣……”（《风烛灰》附录）所谓“杨刚过印”，当指1944年杨刚途经印度。还有一段叙述，格外生动，出自赵萝蕤《杨刚二三事》。这篇文字刊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八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此后几种赵萝蕤的文集均未收入，读者想来不多。赵萝蕤与杨刚，乃燕京大学旧识，《杨刚二三事》记二人重遇：

我们再次见面却很意外，那是一九四四年秋在印度孟买的大街上。久别重逢，格外亲热。她熟识一位印度女记者。在我们候船去美国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在一起，一同谈天，还看了许多印度的民间歌舞。我们也访问了孟买印度共产党的总部（书记是约希同志）。好像这是个有三层楼的大四合院，住着许多同志。我们上楼盘膝而坐，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手抓饭。我们从孟买同船去美国，航程十八天，路上杨缤的兴致一直很高，常常赋诗言志，并嘱我以后要给《大公报》投稿。

赵萝蕤当时与丈夫陈梦家同行。二人于1944年9月16日从昆明飞往加尔各答。《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称：“据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档案所存1944年11月24日赵萝蕤致威尔森函……他们在加尔各答待了10天，在孟买度过了18天。”（《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撰，中华书局2021年8月第一版，第176页）这样推算起来，杨刚、赵萝蕤、陈梦家等人大约是在1944年10月15日从孟买上船赴美的。在那册《叶芝诗论》里夹带了一份油印英文小报，名为The Mitchell Pacifier，日期为1944年10月26日。稍稍查检，原来这是二战后期服役的美国军舰“威廉・米切尔将军号”（USS General William Mitchell）上发行的一种小报，刊载当时全球战况。据记载，“威廉・米切尔将军号”于1944年10月7日停靠孟买，11月17日最终泊于加州圣迭戈。杨刚一行很可能就是搭乘这艘军舰到美国的。赵萝蕤称航程共十八天，则他们是11月初才抵达美国。这份10月26日的小报，应该是杨刚在船上读了之后随便夹进自己的书里的。

关于杨刚初到美国时的情形，最有价值的中文文献是萧乾写的《杨刚与包贵思》（见《杨刚文集》附录）。文章译引了一些杨刚写给包贵思的信，时间集中在1945年2月到10月间。其中写于2月12日的一封信，杨刚记述了在拉德克里夫学院就读的情形，尤其是谈到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

我已经在五号注册了，选了小说、批评、一八〇〇年以来的抒情诗以及德语。其实，我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抒情诗还算是较接近我的理想。我不想拿学位，拉德克里夫学院当局也已同意了。只有德语一课我是正式生，其他几门都是旁听。这个学期三月五日开学。我还参加“亨利·詹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我以后也许放弃德语，因为太占时间，也太枯燥。我同时还得给《大公报》写稿，要看许多报刊，访问许多人。我对了解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很感兴趣。六月里我得找点零活儿干，因为我的收入不够我维持学业的。我既然不拿学位，申请奖学金就有困难。另外，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镜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这段文字暴露了杨刚在文学研究上的企图心：“其实，我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而她选的两门课——文学批评和一八〇〇年以来的抒情诗——其实都能跟她在孟买购下的那册《叶芝诗论》联系起来：麦克尼斯的著作是文学批评，而叶芝的诗当然属于“一八〇〇年以来的抒情诗”。我们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叶芝诗论》不是那种于旅次随手买下的读物，而是能体现杨刚文学志趣的书。

英国诗人麦克尼斯（1907-1963）和他的《叶芝诗论》。

《叶芝诗论》上从头到尾有多处橘黄色铅笔画线，我猜是杨刚阅读时留下的。其中一处，或许是她读了心有戚戚焉者。麦克尼斯指出，叶芝的诗题材范围相对窄，诗人对那些大的话题，什么普遍的知识啦，普适理想啦，世界大同啦，都很反感。叶芝提出的问题也许简单的，但绝非如一些看轻他的论者所以为的那样是琐屑的，“除非认为，一个人若是生活在落后的国家，觉得别的国家的先进思想并不餍心切理，那他就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了。也许叶芝的种种局限令他没能写出最伟大的那类诗，但却使他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可能是最好的诗。”（原书第19页）

杨刚之前生活在落后的国家，现在她到了美国，“对了解这个国家以及这里的人很感兴趣”。然而，待了四年之后，她终竟觉得这个国家的思想并不餍心切理，还是怀着理想，选择回到了中国，拥抱那未卜的前程。反复翻阅《叶芝诗论》，最感好奇的是，在孟买那夏秋之际，38岁的杨刚是否正处于命运的小径的某个分岔点上：朝一边走，她可以研究文学，赋诗谈艺，朝另一边走，她将投身革命洪流……还是说，前一种选择，其实本就没有充分展开的可能，而只是那极特殊的历史时空罅隙中的一道光亮而已？

刘铮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