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不少人觉得史官会寸步不离皇帝，详细记录其一言一行，特别是后宫私密。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各朝的皇帝们是不是真的去“写”这么八卦劲爆的日记呢？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 … 五饮，上水、浆、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 ……
《礼记·玉藻》
周灭商后，礼乐替代了占卜，遇事问神变成了依礼行事，也意味着帝王代替“神”成为至高主宰。因此就产生了详细记录帝王在各类礼乐活动（主要是祭祀）中言行的需求，以便天下诸侯学习、参照。
所以《起居注》的源起就不是事无巨细得记录帝王言行，更不是把帝王的“私密八卦”成文并传于后人。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两汉时期，开始将相关档案、记录独立成文，即《汉著记》。到东汉后期，“起居注”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
《起居注》发展这么缓慢，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
首先，随着“礼崩乐坏”以及“凭拳头讲道理”，礼乐规范对王朝、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
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营造神秘感，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即便是到了明清时期，除了仪式感十足的朝会，很多大臣包括内阁大学士，几年见不着皇帝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起居注》，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起居注》的重视度被提高，先是指定固定官职长期修撰（著作郎兼修），后又设置起居令史专职修撰，并最终在孝文帝手中正式形成了完善的起居注制度。
由“目的”就可以想到其，不会录入什么“后宫秘事”，给臣民做八卦谈资。只是记录皇帝在祭祀、孝道、国政方面的“高大光辉”。
由上可知，有文字记载的三四千年里，前一千五百年，帝王们并不像一些朋友想象的那样，老老实实“写日记”。
首位“丰富”《起居注》并把它搞出名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但李世民重视《起居注》的原因，是他弑兄逼父且篡位。为了解释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他帮他的父皇重新整理并修改了“日记”（也改了他本人的）。
李世民这一搞把刚被“抬”起来的《起居注》又给打压下去，后世皇帝们又纷纷不待见《起居注》了。
两宋时期，虽然仍是专职专撰各任皇帝的《起居注》，但记录成文后需先交由皇帝“斧正”，然后才能送入国史馆存档。而且新皇登基后，再把先帝的《起居注》检查修正一遍也成了惯例。
这种情况下，后宫秘闻、皇帝私事怎么可能被留文存档呢？到了明朝连修不修《起居注》都成了问题。
《明史·职官志》记录了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至正二十四年，还没当皇帝的朱元璋，开始以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录自己的《起居注》，洪武九年废止。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下旨继续修录，但当年末又废止。此后明太祖就再未公开表露修录《起居注》的意愿了 ……
他的后任们也都依从祖制，未再提《起居注》的事项。直到弘治十七年九月，明孝宗才在官员的反复劝说下，下旨“复置起居注”。但其后的武宗、世宗、穆宗并未继续延续起居注制度。
万历三年，内阁题准，仿国初起居注官遗意。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 ……
《明会典·二百六十四卷》
直到万历朝，当政的张居正趁着皇帝年幼无法阻止重启了“起居注”。不过也专门指出记录为“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如果真的连皇帝如何与宫女行榻席之娱都记录的话，亲政后能抄张居正家的神宗，不可能让《起居注》继续记录下去。
万历驾崩后，其后的光宗、熹宗、崇祯又不约而同的不再提起居注这事儿了。原因很简单，谁都不想将自己的私密、黑料成文并流传下去，所以皇帝们对起居注的态度是能没有就没有。
清朝自康熙朝开始正式记录《起居注》，但各位皇帝都会自省自查，后嗣皇帝也会替先帝做二次检查。除此之外清朝的起居注一样大幅度圈限了范围，主要记录皇帝孝行（如给先帝后妃请安）、祭祀、各类正式觐见以及对外发布的圣旨、谕令等。
至于宫闱之事，那是写不进去的，毕竟“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附：《实录》和《起居注》的区别其实很大，《实录》是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某一任皇帝统治时期的史实。由于《实录》的视角源于朝廷，又侧重朝政、国策，所以当朝的皇帝出镜率很高，让一些朋友误以为《实录》是皇帝的个人日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