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重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议题，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恒久不变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共产党在其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首次在宪法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未曾企及、未能实现的重大突破，并且比苏联更早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彰显了其先进性与前瞻性的理念。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的多重压迫：政权、族权、神权以及夫权——这四大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如同四条巨索，紧紧束缚着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他尖锐指出，女子不仅需挣脱这四种权力的枷锁，更要争取与男子同等的自由和平等权利。
    
    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妇女们团结起来》讲话中再度强调了妇女权益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我国女性同胞承受着更为严重的压迫，包括来自男性的压制，如家庭暴力、性别歧视、剥夺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以及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他呼吁：“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这意味着她们必须拥有决策权、参会权、发言权，没有这些基本权利，就无从谈起自由和平等。”
    
    对比之下，国民党党纲中的“男女平权”条款一度缺失。辛亥革命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并未包含“男女平权”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唐群英作为中国同盟会首位女会员，为争取女子参政权做出了不懈努力。她多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提交请愿书，尽管遭遇挫折，但她矢志不渝，甚至率众抗议，然而直至国民党成立大会，新党纲仍未恢复“男女平权”。
    
    唐群英在参政受阻后的经历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不彻底性的正确判断。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扛起了妇女解放的大旗。例如，1929年赣东北苏区颁布的《信江苏维埃婚姻条例》，以及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男女平等原则，尤其在赋予妇女婚姻自由、政治参与等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男女平等法制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苏俄社会主义政权早在1918年就已制定了保障男女平等的部分法律，但在当年的《苏俄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直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才正式确认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法律虽受到苏俄的影响，但更是在当时超越了苏俄宪法，创造性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先进的男女平等原则，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事业上的领先一步和坚定决心。
    （为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