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与《通典·卷一百七十》共同记载了商鞅变法时期的严刑峻法。内政上，他制定了严苛的刑法，对于步履超六尺者予以处罚，弃灰于道路者亦难逃刑罚。一日之内，商鞅在渭水之畔审判囚犯，竟达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被血水染红，此情此景，令人震撼。
    然而，《新序》并非严谨的历史文献，其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这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描述成为了商鞅执法严酷的孤证。《资治通鉴·卷二 显王三十一年》虽未详述被处决人数，但也提及商鞅在渭河边执行判决时，渭水因血液而变红，彰显出其用法之严厉。商鞅任相秦国十年间，因其严苛法律，民众多有怨言。
    关于商鞅的评价，历史上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声音。一方面，有人将其视为刻薄寡恩、严酷无情的官员；另一方面，则高度赞扬他在秦国实施的变法对国家强盛所起的关键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直言商鞅天性刻薄，列举其刑公子虔、欺魏将卬及不采纳赵良谏言等事例，以此揭示其缺乏仁慈的一面。同时，司马迁读罢商鞅的法制著作和其行事作风，认为他在秦国身败名裂确有其因。
    《旧唐书》直接将商鞅归类为“酷吏”，指出其法治手段残酷，并与李斯一同被批评为狡诈之人。汉代贾谊在《贾谊新书·卷三 时变》中则批评商鞅背离礼义伦理，一心追求功利，变法实行仅两年便导致秦国民风日下。
    《战国策·秦策一》所述，商鞅最终惨遭车裂，秦人并未对其表现出怜悯之情。《史记》同样记载，在商鞅担任秦相的十年里，诸多宗室贵族对他的怨恨日益加深，这主要源于商鞅变法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废除了世袭制度。
    尽管商鞅遭受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被归咎于其严刑峻法以及对儒家礼义伦理的违背，但这些观点大多出自后世儒家学者如司马迁、贾谊等人之口。司马迁虽然指责商鞅刻薄少恩，却忽略了太子犯法时，商鞅依法处罚其师公子虔，展现的是对法制原则的坚守，而非个人残忍。至于欺骗魏将公子卬和不听赵良规劝，前者实属战争策略范畴，后者则是商鞅未能预见到自身危险的表现，而非其性格缺陷所致。
    贾谊对商鞅的道德批判显得较为偏颇，从儒家立场出发，他认为商鞅推行的小家庭政策违背了传统的家族伦理。实际上，商鞅鼓励家庭单位独立生产，以提高生产力和管理效率，这是符合当时社会进步需求的改革措施。
    此外，针对《商君书·弱民》篇中提到的“民弱国强”理念，有人质疑其意图愚弄民众。但实际上，此处的“弱民”指的是人民遵守法律、服从管理的状态，并非指削弱百姓力量。商鞅主张以法治国，通过法律约束来保障民众权益，实现国家的强大。
    总体而言，尽管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更多的人对商鞅持正面看法。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承认，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强大至关重要，其法制思想影响深远。西汉刘歆在《全汉文·卷四十 新序论》中称赞商鞅一心为公，通过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严格执法，不畏权贵，使得法令得以有效贯彻执行。
    毛泽东主席更是给予了商鞅极高的评价，称其变法为“良法”，并强调商鞅变法在惩罚罪恶、保护人民权利、鼓励农耕纺织、崇尚军功等方面的重大贡献，是中华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成功改革。无论从结果还是过程来看，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历史最为成功的变革之一，其法制精神和实践成果一直沿用至后世，足见其深远影响力。至于渭水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多人的说法，若皆系依法惩处，那人数多少并不影响评判其公正与否，关键在于是否依法行事。至今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商鞅枉法冤狱，因此对其严刑峻法的片面指责需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