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晚些时候，美国资本市场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维多利亚·斯帕兹（Victoria Spartz）联合提出了四项针对中国投资的法案，旨在解决美国资本投资中国企业时的公平和风险问题。

在这四项新推动的法案中，最重要的一项法案是要终止对投资中国股票的美国人资本利得税的减免，以减少美国资本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尽管这些法案目前仅处于提案阶段，距离成为正式法律尚有距离，但它们反映了美国资本市场减少对中国企业投资的趋势。

这导致上周五美股上市中国企业股价剧烈波动，尤其是在生物技术板块，百济神州、再鼎医药等公司股价重挫7%左右，不过周一市场情绪有所回升，生物医药中概股股价均小幅收涨。

今年至今，再鼎医药股价已累计下跌约40%，百济神州股价下跌约15%。中概股互联网科技企业股价表现也远不及美国科技公司，拼多多股价今年至今已下跌约18%，百度累计跌幅也超过10%，阿里巴巴股价累计下跌约8%。

根据美国议员谢尔曼的提案，提供资本利得税补贴，是为了鼓励美国人投资和建设美国的经济。他认为，提供税收减免来鼓励美国人投资中国公司有失公平。

其他几项提议的法案还包括一项《中国风险报告法案》，美国议员要求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任何报告的上市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关于该公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带来的风险，例如供应链中断、知识产权或资产国有化，以增加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更全面地评估与中国市场相关的风险，这也可能迫使企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另一项法案则要求禁止美国的指数型共同基金投资于主要追踪中国股指的基金产品，以减少对中国股市的间接投资。

对于美国议员提出的一系列新法案，一位美国资本市场相关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投资人担心资本对包括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内的总部位于中国的在美上市企业的投资可能受到限制，这也是近期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股价面临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上述人士认为，这些法案一旦通过，产生的影响将会是跨领域和跨行业的，虽然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情绪。

另外，上周五美国《生物安全法案》的发起人、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突然宣布提前辞职。3月25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任命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John Moolenaar）接替“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一任主席职位。

分析人士认为，穆莱纳尔与加拉格尔在对华问题上的主张“非常一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公司的趋势。

目前美国《生物安全法案》仍在推进过程中，在正式成为法律前，需等待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能提交美国总统签署。

综上所述，美国资本市场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维多利亚·斯帕兹联合提出的四项针对中国投资的法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法案是要终止对投资中国股票的美国人资本利得税的减免，以减少美国资本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这一措施表明了美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渐减少对中国企业投资的趋势。
在这四项提案中，微软、亚马逊、谷歌和优步等大型科技公司在今年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其股价均出现了显著下滑。特别是生物医药板块中的百济神州、再鼎医药等公司股价，因中美关系紧张而大幅下挫，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资本对包括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内的总部位于中国的在美上市企业的担忧。
根据美国议员谢尔曼的提案，美国投资者可以通过提供资本利得税补贴，鼓励美国人投资和建设美国的经济，但该举措在平衡公平与风险方面存在争议，可能导致某些人在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过大，从而增加他们对美国企业的风险疑虑。
其他几项提议的法案包括《中国风险报告法案》和《禁止美国指数型共同基金投资于主要追踪中国股指的基金产品的法案》。前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有关公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后者禁止美国指数型共同基金投资于主要追踪中国股市的基金产品，以此减少对中国的间接投资。
对此，美国资本市场相关人士指出，虽然上述法案最终可能无法实现立法目标，但它们将对市场情绪产生深远影响，并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投资者的行为和决策产生约束，有助于提高投资风险意识，进而促使更多资金转向其他更稳定的投资领域。
此外，上周五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任命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接替“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一任主席职位。穆莱纳尔和加拉格尔的观点“非常一致”，强调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对华问题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以实现美国对华资本控制权的逐步削弱。
鉴于上述种种因素，美国资本市场调整其对中国资本投资行为的路径及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仍需要耐心观察相关政策进展，以便及时调整策略，同时关注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加强风险管理，确保国家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应加强与国会沟通，强化对潜在冲突和风险的预警机制，为实现更加可持续、平衡的全球资本流动环境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