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罢工进行到底！已停工一个多月的韩国医生群体，继续与尹锡悦政府对峙。

继实习、住院医师请辞，医学院学生罢课后，韩国医学院的教授们也将加入这场备受关注的医改博弈。

最新消息显示，韩国最负盛名的医学院——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从3月18日起集体提交辞呈。与此同时，由韩国20所大学组成的“全国医科大学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15日晚举行网络会议，决定自本月25日起集体提交辞呈。

韩国政府对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集体辞职的决定表示担忧，呼吁守护患者“生命线”。

因政府决定医学生扩招，韩国首尔五大医院实习和住院医生2月20日率先开始全面停工，时间已近一个月。目前来看，无论是不愿复工的韩国医界，还是持强硬立场的尹锡悦政府，双方的对峙依旧没有缓和的迹象。

密切关注此事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告诉第一财经，4月国会选举在即，政府任何让步，甚至屈服的形象毫无疑问对选举是不利的，因为八成以上的民众支持此次医改，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会轻易与医学界达成妥协。“韩国政府2月底发布返岗通牒后，离岗的医生数量是增加的，说明通过胁迫的方式无法让医生返岗。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存在，除了给普通民众看病本身造成困难，对韩国当前政府的政权稳定、医学生培养方面都存在隐患。因此，双方必须找到妥协的办法。”

医学院教授欲提交辞呈

首尔大学医学院是韩国历史最悠久、声誉最高、实力最强的医科大学之一，也是韩国唯一一所在全球QS排名中进入前50名的医学院。该校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研究资源，是韩国医疗领域的领军者。当这所韩国医学院中的“NO.1”也选择加入这场博弈，事态会如何发展？

詹德斌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就要观望全国其他医学院的教授团体是否会联合起来一起行动，“这会给尹锡悦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韩国全国医科大学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方面称，参加此前网络会议的20所医学院教师决定从本月25日起陆续提交辞呈。

不过参会的教授们表示，即使递交了辞职书，也将尽全力治疗患者。

“尹锡悦政府不太可能对教授进行处罚，否则无法培养学生。毕竟医学院扩招，需要大量医学院教授，惩罚他们就与医改的初衷背道而驰了。”詹德斌解释道，“如果后续有更多医学院教授选择请辞，再加上已经停课的医学生群体，将直接导致当年的毕业生断层。政府在重压之下不得不寻找妥协的方案。”

除了患者可能得不到及时救治，受实习和住院医师集体离职影响，首尔五家大学医院每日亏损额已达数十亿韩元以上（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40万元）。全国各地医院叫苦不迭，纷纷要求政府扩大低息贷款规模。

但当前韩国医界与政府要寻找折中的方案并非易事。韩国保健福祉部和教育部已在2月底明确表示，从2025学年度起扩招规模从当前的每年3058人增至5058人，增幅约为65%，“每年扩招2000人是根据医疗供需预测确定的最低数量，不是政府谈判的数字”。但在医生团体看来，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扩招的数字问题。

韩国医界缘何对每年2000人的扩招数量强烈不满？詹德斌解释说，就正常决策的合理性方面来看，一般会采取渐进性的改革，“无论从培养医生的角度、教学资源，还是医生的质量等方面来说，增幅超过65%的扩招，对后续医生市场的冲击肯定非常大。”

从职业角度来看，医生在韩国是最稳定、收入最高的群体。韩国保健福祉部和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在韩国医疗机构领取工资的医生，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9.5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7万元）。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德国（18.77万美元）、法国（9.89万美元）以及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10.84万美元）。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医疗人员实际上是担忧扩招计划将导致他们的高收入减少。

“尹锡悦认为，是医生供给不足才会导致（医生）当前高收入的特权。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说，不得不解决这一现象。”詹德斌说道，“这也是韩国普通民众对这一事件的基本认知，所以尹锡悦政府才敢动用强有力的手段去应对。”当然，对韩国医生团体而言，正是此前李明博和文在寅政府时在最后关头的让步，给了他们请辞的底气。

“韩国历史上过去几次医改均以失败告终。在尹锡悦看来就是政府在最后关键时刻的退缩导致。”詹德斌表示，“再加上他本人对劳工团体向来强硬、零容忍的立场，以及当前绝大部分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医学院扩招的支持，给了尹锡悦政府强硬的底气。考虑到国会选举在前，能做一件让民众满意的事，显然有助于支持率的提升。”

韩国医改还有哪些难点

为了有别于前任政府，医改已成为当前尹锡悦政府的重头戏。如果说扩招的数量问题仅是停留于表面的导火索，对于更深层次的医改，韩国医学界与尹锡悦政府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大韩医师协会紧急对策委员会媒体公关委员会委员长、医协前会长朱秀虎认为，许多依据证明韩国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方便就医的地方”。比如，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韩国的人均门诊次数为每年14.7次，是OECD国家平均值的2.6倍，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韩国的三个测量国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即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可避免死亡率，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高于OECD平均水平。

大韩医师协会2020年1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低，预计从2027年起，韩国将出现医生供过于求的情况，2035年过剩人数可能达到7043人。

“现在AI技术发展那么快，会在读片等方面节省大量人力。医生团体觉得政府没有和团体充分讨论，没有在医改中纳入诸如AI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意见征求显然不足。”詹德斌说道。

医生缺口的问题，在这场博弈中仿佛成了“薛定谔的猫”，同样以人口老龄化为背景，政府和医学界得出相反结论。那么，韩国到底缺不缺医生？

詹德斌表示，从根源上来说，韩国看病难体现在急诊和儿科，这两大科室的医生最为紧缺。数据显示，韩国全国医院今年上半年儿科医生的招收定员为199人，但仅有33人报名，报名率史上首次跌破两成。在过去6年中，因低生育率导致经营困难，韩国各地已经有超过660家小型的儿科诊所关门停业。

“韩国政府的想法是，只要增加医生人数，肯定会有人分流至这两个门类。但是，医生团体认为，之所以导致儿科和急诊医生紧缺，并不是医生总体人数不够。”詹德斌解释道，“韩国的国民健康保险覆盖率极高，几乎是全民医保。这就导致医保报销率高的基本医疗专科如儿科、妇产科、急诊、外科等部门的收入相对有限，尤其儿科的医疗诉讼又特别多，导致医学院毕业生毕业后往往选择自费项目多、容易赚钱的整形科、皮肤科等。这些收入高、风险小的科室使得年轻医生趋之若鹜，也是医院盈利的主体。”

此外，詹德斌还表示，在韩国，民众看病有个习惯，都想去最好的医院，比如首尔的几个大型综合性医院，这就容易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其实韩国一些地方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很高，但鲜有患者。因此，对韩国政府而言，要推进医改，扭转民众就医的心态，也很关键。”

韩国政府近年来多次提及地方社区医疗体系崩盘的危机。就在去年10月，为解决地方儿科医疗挤兑、急诊无门等基层医疗困境，尹锡悦政府推出“就地就医型基本医疗服务创新战略”，放宽对地方国立大学医院的医生配额和人工成本限制，引导医疗人才流向基本医疗临床科室。但是，目前首尔医疗资源单极化的局面并未得到明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