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的镜头下，出版界巨擘王云五（1888-1979）展现出了他作为现代出版家、政治家和学者的多重身份。祖籍广东的他，在上海崭露头角，曾在新中国公学任教时与胡适结缘，尽管两人年龄相近，却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胡适的引荐下，王云五步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副所长、所长要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1927年12月21日（阴历十一月廿八），时任编译所所长的他在上班途中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绑架事件，直至1928年1月8日（阴历十二月十六），被囚禁整整19天后才得以释放。
    在这起绑架案中，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仅在《小日报》和《上海画报》上有零星报道，而影响力较大的《晶报》《福尔摩斯》等主流媒体却未曾触及此事。究其原因，尽管王云五在学术界因推出四角号码检字法及以其名字命名的《王云五大词典》而稍有声名，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他的知名度远不及上海滩的大亨或知名商人，故社会对其关注度并不高。
    接下来，我们将依据当年报纸记载，深入剖析这起绑架事件的来龙去脉。先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于两个月前也遭遇了类似的绑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上海治安混乱，绑架案件频发，包括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倪远甫、宁波巨绅薛顺生以及土地局局长朱炎之等人皆曾成为匪徒眼中的“肉票”。
    紧随张元济绑架案之后，一伙歹徒将目光锁定在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身上。1927年12月23日，《小日报》刊载了一则由悲歌士署名的简短新闻，首次披露了王云五遭绑的消息，这也是最早关注到此事件的媒体报道。随后，《小日报》记者卢梦痕对此进行了详尽补正，不仅纠正了事发地点与王宅地址的错误，还提供了大量关于王云五家庭情况的细节，如其父亲半身不遂，两位妻子是亲姐妹，岳父徐子实尚在广东等地的信息，显示出他对王家生活了解颇深。
    王云五在匪窟中的经历，则因其特殊性而缺乏直接证据，但通过白圭在《上海画报》上的转述，我们得知王云五在被绑期间竟然还在匪窝教授英语，这一情节看似轻松有趣，实则凸显了匪徒对知识份子的一丝敬意。不过，从《琼报》珊珊的报道中了解到，王云五自述在匪窟中的真实体验却是冷、饿、惧交织的煎熬岁月。
    至于王云五最终如何平安归来，除了单位商务印书馆在背后运作，由同事张叔良奔走，并受高梦旦先生力托请客疏通，匪徒才无条件释放了他。这一关键信息来自于王云五晚年回忆录的补充，从而拼凑完整了整个绑架事件的最后一块拼图。
    至于实施绑架的匪徒身份，在五年后的1931年，广州《珠江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揭示了一个名叫黄竹余的匪徒供认曾参与绑架王云五，该犯最终因累犯而被判死刑。虽然报道中存在时间误差和部分细节失实，但它至少填补了此案的最后疑点。
    综上所述，王云五绑架案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透过这一事件，我们既看到了动荡年代里知识份子面临的危险处境，也见证了他们在困境中展现的智慧与坚韧。正如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所说：“若辈若有其他出路，怎会选择走上这条路？唉！究竟是谁把他们逼到了这个地步？”这样充满同情与关怀的话语，无疑是对那个乱世中无数困厄人生的深刻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