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词坛巨擘郑文焯的生平事迹，在杨传庆编撰的《郑文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3年5月出版）中得到了详尽展示。近年来，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的年谱相继问世，但鲜有一部丰富完备之作。马兴荣自上世纪九十代起为四家分别编纂年谱，虽在《词学》辑刊上刊载，却因篇幅有限未能独立成书，直至这些珍贵资料被整合进2013年的《马兴荣词学论稿》。其后，郑炜明的《况周颐年谱》与沈文泉的《朱彊村年谱》虽各自出版，然篇幅并不宏大，阅读后仍给人以单薄之感。
2023年下半年，《郑文焯年谱长编》和朱存红编著的《王鹏运年谱长编》先后面世，两者相较前作，显著的特点在于篇幅大幅扩充。尽管学术成果的价值并非单纯取决于篇幅大小，但如此巨大的篇幅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尤其对于那些史料繁多且杂乱的时代人物如晚清四大词人而言，这样的编纂工作尤为不易。
实际上，郑文焯去世后，其婿戴正诚也曾多次尝试编撰年谱，并在《青鹤》及《同声月刊》连载，甚至曾单独出版过单行本。戴氏凭借对郑文焯遗物的独家保管，对部分纪事和细节的记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尽管《郑文焯年谱长编》后来居上，篇幅远超前者，但仍需借鉴戴氏旧谱的。例如，关于“光绪十一年，郑文焯请任预为其绘制肖像”的记录，新编年谱沿用了戴正诚《年谱》的记载，却忽略了《词学季刊》所刊载的任立凡所绘“瘦碧山人三十岁行看子”原图及其背后的题跋，这一疏漏使得珍贵的一手资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郑文焯年谱长编》积极利用了近年来公开或整理的新材料，诸如《潘钟瑞日记》、《李超琼日记》以及《夏剑丞友朋书札》等，其贡献值得肯定。然而，过于集中某一来源的材料可能导致年谱失衡，给读者造成谱主在某时期与特定人物交往异常密切的错觉。比如苏州人潘钟瑞在郑文焯的交往圈内或许并非最重要的人物，但由于《香禅日记》的大量引用，他在《年谱长编》中的出现频率极高，容易误导读者。此类问题在近年来众多年谱长编著作中时有体现，凸显文献资料的不均衡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尽管存在以上所述的问题，《郑文焯年谱长编》在全面梳理谱主生平时，其网罗各方资料的功绩不容忽视。一件生动的事例是，十多年前，在一本郑文焯所著《高丽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中发现两页郑氏亲笔写给俞樾的信札。信中提及郑文焯从上海临时回苏州，代好友吴重憙求购《春在堂全集》，并附赠自己的新作《高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通过比对相关资料，这封未署年份的信函最终确定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七日。而两天后，郑文焯又致信吴重憙，提及胡延等好友的离世，此信不仅补充了《郑文焯年谱长编》的部分，也揭示了晚清词人群体间深厚的人际关系与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杨传庆编纂的《郑文焯年谱长编》在填补晚清词人研究空白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尚存一些文献运用上的不足，但其总体价值不可否认，为深入研究郑文焯乃至整个晚清词坛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