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度探索运河文化的旅程中，淮安与扬州这两座城市成为了我们驻足停留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特意多花了几天时间，以更深刻地感受其悠久丰厚的人文景观以及独特的运河文化，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热情好客的淮安、扬州朋友用最真挚的方式迎接了我们，这自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倾尽本地珍馐佳肴款待远方来客。淮安和扬州作为淮扬菜系的发源地，以其享誉天下的淮扬美食盛情招待四方宾客。
在淮安、扬州的日子里，除了日日品尝到令人回味无穷的淮扬美味，当地文化底蕴深厚的朋友还向我们详述了淮扬菜系的渊源，令人大开眼界。淮扬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其他诸如鲁菜、川菜、粤菜等中国传统菜系截然不同，它的诞生竟源于晚清一场旨在反奢侈、反腐败的社会运动——吴棠治奢。
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犹如一条贯穿古今的经济命脉，其重要性不亚于今日的高铁、高速公路。早在公元前486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攻打齐国而开凿了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河，从而孕育了从扬州至淮安这段中国最早的运河文明。隋唐时期，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进一步拓展出通济渠与永济渠，构筑起连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使之成为贯通华夏腹地的重要交通漕运通道，对中华帝国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淮安、扬州一线迅速崛起为东西交汇、南北畅通的交通枢纽，商贾云集，物产丰饶，楚州港更是成为重要的对外交往口岸，见证了日本遣唐使的频繁往来及新罗人、波斯、阿拉伯商人的定居繁荣。元代以后，由于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使其在漕运、物资交换乃至中央税收等方面的作用达到了巅峰。
明清两朝，全国漕运总督署设立于淮安，这里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枢纽、物流中心和人流集散地，使得淮扬地区在元明清三代繁盛至极，京杭大运河也因此进入了鼎盛时期。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南来的稻米丝绸、瓷器竹器等与北去的煤炭棉花、木材等物资交流无阻，同时运河也成为了最为便捷舒适的客运通道。尤为关键的是，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于运河沿线九大“钞关”，如扬州、淮安等地，而设在淮安的漕运总督署则兼具了中央税务、交通运输和水利管理的核心职能。极盛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扬州淮安段呈现出令人炫目的繁华景象，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才子佳人齐聚于此，仿佛中国的精华尽集于此，正如当今的“北上广深”。运河两岸灯火辉煌，舳舻千里，笙歌夜夜，奢华之风盛行，有诗云：“两岸烛龙照寒水，恰似星河落九天”，“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种繁华气象在饮食文化上的体现尤为突出，沿岸客栈酒肆林立，有“清淮八十里，临流半酒家”之美誉。各地烹饪高手纷至沓来，融合南北美食之长，创新争艳，据说当时餐饮从业者多达十万余人。
然而，在运河沿岸纸醉金迷的表象之下，国家的危机悄然逼近。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举国上下悲愤交加，奋发图强之声四起，“强国”理念自此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晚清名臣吴棠走上了历史舞台。
就在圆明园大火余烟未散的1861年，吴棠出任漕运总督。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收入锐减、河工漕运腐败丛生的局面，以及淮扬一带挥霍无度的奢靡风气引发的强烈民愤，吴棠力挽狂澜，以一记妙招有效遏制了这一局面。他规定淮扬一带禁止远购山珍海味，只允许使用本地食材宴请宾客，即便是接待贵宾也不例外。此招可谓釜底抽薪，彻底颠覆了淮扬地区的奢华宴饮之风，实现了“一招鲜，吃遍天”的效果。短短时日内，原本风光无限的销金窟清宴园便轰然垮塌，淮扬一带奢靡之风得到了显著抑制。
神奇的是，吴棠此举不仅成功整治了吃喝风，更无意间催生了流传至今、名扬四海的淮扬菜系。尽管淮扬饮食文化中追求“至味”的传统并未因一纸行政命令而消亡，但却因此得以转向。从此，讲究美食的食客与厨师们开始就地取材，利用淮扬本地常见的食材，凭借精致的做工、调制和烹饪技艺，创造出了清淡适口、色香味俱佳的新淮扬菜系。
如今，诸如软兜长鱼、蟹粉狮子头、平阳豆腐、大煮干丝、三套鸭、白袍虾仁等淮扬名菜，皆选用淮河流域最常见的河鳝、河虾、猪肉、鸭子、豆腐等原料制作而成。沿着运河继续南行，途经平桥镇，这里是豆腐这一国人家常菜品的发源地，一块看似普通的豆腐烹调，也能变为人间美味。
吴棠治奢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政治学与管理学的重要原理：大道至简。淮扬菜系的诞生源于一场“反奢靡”、“反腐败”的行动，恰恰印证了这一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淮安籍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口味清淡、口感绝佳的淮扬菜确立为国宴的主要风格，淮扬菜由此被誉为“中华第一菜系”。这一历程告诉我们，有效的治理策略一定是简洁明了的，因为简约意味着易操作、低成本和抓住关键，这就是“大道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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