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不止一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无疑是那句“他害了我”。与此相应，待袁世凯死讯传出，时人纷纷感慨他为小人所蛊惑，倒行逆施，忧惧而死。譬如曹汝霖称“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一念之差，贻恨千古，可悲也夫”——“佥壬”即小人；王锡彤说“一班宵小益得以种种媚术蛊之，而洪宪之祸作矣”；张謇哀叹道：

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那么，袁世凯口中的“他”与时人眼里的“佥壬”“宵小”“群小”等，到底是谁？

张瑞玑《吊袁项城》诗云“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稍通史事，可知前半句指袁长子袁克定，后半句指其幕僚杨度。

彼时若论袁世凯称帝谁最热心，谁最卖力，将来谁收益最大，答案都是袁克定。帝制运动的关键环节，皆可见他的忙碌身影，如筹安会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组建等。最出格的行径，则属篡改《顺天时报》，伪造舆论，误导其父。是以在袁世凯病情最严重的时刻，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曾冲袁克定抱怨道：“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曾抚棺痛哭；王锡彤前去吊唁，安慰袁家诸子，袁克定“自称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致贻祸老父”。不过舐犊情深，袁世凯并未降罪于长子。据袁七子袁克齐回忆：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日），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这么说，则把袁克定视作受害者，那句“他害了我”与其无关。

相比悔恨交加的袁克定，杨度态度相当强硬。作为《君宪救国论》的执笔者与筹安会的发起人，他认为袁世凯辜负了他所守护的君主立宪制。试看其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边厢，杨度否认自己害了袁世凯；那边厢，袁世凯的遗言，在一些场合直接变成了“杨度误我”。1916年7月14日，官方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列出八名要犯，杨度排名第一。

关于杨度，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军师、帝王师、心腹幕僚等。事实上，杨度进入袁世凯幕府，为之出谋划策，迟至武昌起义之后，比王锡彤还要晚。民国初年，他不受重用，郁郁寡欢，欲对袁世凯施加影响，有时还得借重他的师兄、时任总统府内史的夏寿田。其时袁世凯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这里面，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梁士诒、阮忠枢、张一麐等，与袁世凯的亲信度，以及袁世凯对他们的倚重，都在杨度之上。

进而言之，即便杨度是袁世凯最亲近的幕僚，便可令主公言听计从吗？须知袁世凯既有海纳百川、礼贤下士的一面，同时极具主见，极其自信以致自负，从不轻易受人左右。据黄远生观察：

……在其（袁世凯）平日能容颐指气使之人，而不能容师友及平等之人，故能进规随之谈，而不能容忠谅之士。故夫巧谋杂计，其所喜也；直言新策，其所怫也。

说白了，袁世凯只能容纳支持他的人，不能容纳反对他的人；只能听取赞美他的话，不能听取批评他的话。拿复辟帝制来说。大幕拉开之时，赵秉钧已经去世，徐世昌模棱两可，严修、张一麐、王锡彤等均表示反对。论分量，这些人的意见显然都重于杨度，却因不合袁世凯心思，统统被抛诸脑后。反过来讲，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采纳了杨度的意见，而是因为他本来便作如是想。故而丁中江说：

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袁世凯的自负，另一面则表现为担当。1916年3月22日，他召张一麐进宫——张一麐因反对复辟帝制，被袁世凯有意闲置——主动道歉，“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不可”。令即《撤消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一般称《撤销帝制令》，原由接任张一麐政事堂机要局长一职的王式通起草，袁世凯不大满意，请张一麐重拟。张一麐建议直接撤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随之宽解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则答：

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

撤销帝制之后，袁世凯与张一麐重归于好，常常扺掌而谈。他反思道：

……（张一麐、严修）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他害了我”，与其生前三番五次强调“不能咎人”“不必怨人”的情节严重不符。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许更加可信。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镇芳等守在病榻边上，徐世昌问：“总统有什么交代？”袁世凯竭力吐出两个字：“约法。”

张瑞玑诗云：

死不灰心真健者，生能悔过即英雄。（张瑞玑吊袁世凯诗共两首，对袁氏整体评价不高，唯此二句如异军突起）

羽戈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