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五十生辰全家合影。

1939年3月17日，吴梅（1884—1939）在云南大姚病逝。在去世前，他曾分别写信给几位朋友、弟子，以身后之事相托。正因这一份“身后之托”，使得吴梅的著作在其去世后陆续出版，特别是《霜厓词录》一种，由于不同受托人的介入，产生了好几种版本。几年前，友人浦君因得见文楷斋刻《霜厓词录》红印本一种，对吴梅的《霜厓词录》版本发生兴趣，花费不少精力，搜集此书版本，于2019年写了一篇《试论〈霜厓词录〉的四种版本》，介绍当时所见此书的四种版本：（1）潘景郑编校、1940年北京文楷斋刻本，（2）卢前（冀野）编校、1942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3）潘景郑重校、1943年潘氏《陟冈楼丛书》石印本，（4）王卫民新编、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吴梅全集》本，以文通书局为底本进行点校。去年在昆山培训，我与浦兄同寓，闲谈时说及此书版本，遂告诉他苏州博物馆有潘景郑旧藏的《霜厓词录》两种，一种是潘氏抄本，一种是文楷斋刻《霜厓词录》红样本，去年他看过两书后，又作《〈霜厓词录〉版本考（未定稿）》一篇，增加了潘氏两种版本，不过仍以校勘为指归，未及其它。实际上，《霜厓词录》不同版本的出现与衍生，都和吴梅委托不同的人来完成他未竟之事有关。

一、首选唐圭璋

要梳理《霜厓词录》的版本源流，那首先要追根溯源，找到吴梅本人手定的稿本。上海图书馆就藏有一种稿本，从字迹看，是吴梅本人所写，毫无疑义。此书纸捻装，正文用无格素纸，前有夏敬观《吴瞿安霜厓词录序》、吴梅自叙及目录，正文天头、行间有朱笔批校及圈点。其中，夏敬观序用“荣宝斋”红方格稿纸，审其字迹，当系夏氏亲笔。就目前所见，之后出现所有《霜厓词录》版本，无论是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乃至点校本，源头都源于上海图书馆藏的这一册稿本。这七八种版本的出现，与吴梅去世前所托之人龙榆生、潘景郑、卢前等有着密切关系。

吴梅手录《霜厓词录》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其实，一开始吴梅最想将《霜厓词录》出版事宜托付的对象是他的得意门生、《全宋词》的编著者唐圭璋（1901—1990）。上海图书馆藏《霜厓词录》稿本书衣上，有朱、红两色题记数条，为我们很好地揭示了吴梅生前的想法。此书书衣朱笔题“霜厓词录一卷”，墨笔“副本止录此一册，乞珍祕”，据此可知，吴梅手中应该有一册《霜厓词录》手稿的正本，这一册副本是他为了出版而抄录的。1938年他在湖南湘潭时，先将手录副本寄给流亡湖北的唐圭璋，但不久原物退回，于是同年5月，吴梅又将此本寄给上海的龙榆生。此过程从书衣上的两段题记可以得证实，所谓题记，实为两通信札，一用墨笔，致唐圭璋：

拙著寄上，希入蜀后为我一印，如能雕木更佳，但非与渭川严氏接洽不可，汪君旭初许我一序，如晤见，乞代达意，能速藻尤盼！圭璋老同学惠詧。霜厓手草。

检徐州张柳见示《唐圭璋先生年谱长编》稿，未记此事。从信中说唐氏拟入蜀，故想让他到四川后，与渭南严谷荪（1889—1976）接洽刊刻《霜厓词录》事宜，可惜未果。而从一个侧面可见，吴梅对于《霜厓词录》出版方式，首选应是雕版刷印。并且，原来作序的人选是与吴梅在中央大学共事的汪东（1890—1963），而非夏敬观。只不过，在四川刊刻的想法，显然没能实现。

二、再托龙榆生

《霜厓词录》寄去湖北被退回后，吴梅将唯一的手录副本改托龙榆生，径寄上海。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书衣另一通用朱笔致龙榆生函云：

此卷寄唐生处，旋退还。因寄奉文几，希为藏弆，他日附《沧海遗音》后更感。榆生吾兄惠存。五月廿七日，霜厓寄自湘潭之柚园。

此信最后所记的地址湘潭柚园，即《霜厓词录自叙》最后署“戊寅二月，长洲吴梅，时避寇湘潭之柚园”。唐圭璋在《吴先生哀词》中称，“去年（1938）春，予浮江西上，方抵宜昌，先生犹书屏条四幅及为予撰《宋词纪事序》寄来。予入蜀后，即不闻先生消息，兵戈满眼，无从问讯，后沪友始以先生入滇相告”，而吴梅《宋词纪事序》最后亦署“戊寅二月，长洲同学兄吴梅书于湘潭之柚园”，当是与《霜厓词录自叙》一时所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寄《霜厓词录》给龙榆生的邮包中，附致吴湖帆、冯超然一函，见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师友书札》：

小别年余，各丁离乱，积思成痗，彼此皆同。弟自上年九月携家来湘，继以三儿良士任事湘黔路，遂移湘潭。忽忽七月，免死而已。中大事以喉瘖辞去，枯坐寓中，整理旧稿，《词钞》已毕，顷方删诗，在此一二月中亦可蒇事，此则可告二兄者。惟远念家园，寸心如捣，虽老屋尚在，而藏弆一空，即两兄所绘《霜厓填词图》亦归乌有。……五月廿七日。

此笺附龙君榆生函中，恐封函过重，未及合式写，乞恕之。

赐复：湖南湘潭十四总罗祖殿后柚园。

此函日期（五月廿七日，王叔重、陈含素《吴湖帆年谱》误作“四月二十七日”）与《霜厓词录》书衣致龙榆生一通相同，所谓“恐封函过重”，显然是因为此番函邮的主体是一册吴梅手抄的《霜厓词录》副本，自然要比几页信纸沉重不少。

吴梅致龙榆生函。

关于吴梅寄手录《霜厓词录》副本给龙榆生，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已道及，不过因未见此稿原本，所以将“吴梅自湖南湘潭寄来手定《霜厓词录》”系在1938年7月，并言“继又得吴八月十三日函，托乞夏敬观序其词”，注文抄录吴梅致龙榆生函全文：

榆生道兄史席：得七月三十一日惠书，知拙稿《词录》已登文几，忻慰之至。他日得附《沧海遗音》之后，永荷盛赐矣。近方编订《诗集》，可有四卷，预计重九左右当可卒事。世变日急，而犹为此无聊之举，亦惟有足下可以深言也。《词录》无序，前曾托汪旭初东为之，今天各一方，宿诺恐不可践。请兄无意中一询吷翁能加以弁语否（如蒙许可，弟即专函奉求）。拜托，拜托！姜瑞书板片无恙，不禁雀跃，昔人云随随处处有神物呵护，此言益可信矣。圭璋久无音信，冀野近居重庆，寓斋在米花街二十号，有函可径寄也。遐庵《广箧中词》，弟曾录先君词二首交张君仲清（茂炯），当仲清写稿时，弟亦亲见采入，今或为遐公所删耶（先君讳上一字为国，下一字为榛）?此书如蒙寄下，不啻百朋矣。海上蛰居亦无大碍，言语间留意可矣。昔人云砚田无恶岁，今殊不然。吾兄光华一席，不识何若，殊念。弟中大虽有电召，但喉瘖两年，长途千里，亦不愿往也。吷公、铁老二处乞代候之。此复，即请著安！弟吴梅顿启。八月十三日。

彼时张晖并未在《龙榆生先生年谱》指出此函源自何处，后查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编《近代词人手札墨迹》，赫然在焉，乃知为张寿平所藏。《龙榆生先生年谱》之所以系此事于7月，想是从函中“得七月三十一日惠书，知拙稿《词录》已登文几”一句推测衍生而来。

朱祖谋编《沧海遗音集》。

吴梅之所以将《霜厓词录》寄给龙榆生，推究其原因，信中已经言明，希望将之附《沧海遗音》后。《沧海遗音集》是龙氏老师朱祖谋（1857—1931）所编，选近代十一家词集，编为十三卷收入《彊村丛书》，1933年始印成，彼时朱祖谋已去世一年多。《近代词人手札墨迹》收录1933年正月初六日吴梅致龙榆生函称：

《沧海遗音》《彊村弃稿》《语业》卷三种种，拜领，谢谢。季刊中征及拙作，当命儿辈抄录寄呈左右。

可知，龙榆生寄《沧海遗音集》《彊村弃稿》等给吴梅，并为《词学季刊》征稿，吴梅为此复信。虽他当时未对《沧海遗音集》作评价，但之后他想将《霜厓词录》作为《沧海遗音集》续补之一，足见吴梅对此集甚为欣赏。恰好龙榆生亦秉承老师遗志，一直欲赓续《沧海遗音集》的编印工作。对此，裘陈江《孤岛时期张尔田文集的刊刻始末》一文已指出，龙氏原拟续刊夏孙桐、张尔田、陈洵、陈曾寿四家近十年近作为《沧海遗音集补编》，最终仅张氏的《遁庵乐府》一种刊成。

三、潘景郑接手

对于吴梅想将《霜厓词录》作为《沧海遗音集》续编之一种，龙榆生应该是努力过，证据有二：一是今上海图书馆藏《霜厓词录》前面所装夏敬观序言原稿，当是龙榆生经手。盖夏氏序中追述，吴梅曾函请他作序，上海图书馆藏《夏敬观家藏亲友书札》收戊寅（1938）闰七月二十七日吴梅来函一通：

比闻高卧海壖，不废歌咏，南云仰望，钦佩莫名。梅拙词写成，适值世变，故里荡析，避处西陲，幸录副册，寄存榆兄。虽刻意半生，粗陈梗概，而弁首一序，尚伫高明。海内灵光，惟公健在，倘承慨诺，宠以藻华，则汴人邦卿，得约斋而始重，王孙叔夏，遇所南而益章。区区鄙忱，幸公垂察。

可惜吴梅去世时，夏敬观尚未将序言写出，“闻君丧，始为之，而君不及见也”。今稿本前夏氏序言原稿，当是龙榆生从夏氏处取得装入。值得注意者，吴梅随身携带着《霜厓词录》的底稿，反而没有夏敬观序。二是1939年龙榆生获悉吴梅去世后，就将《霜厓词录》整理，连载于太炎文学院的《制言》月刊上，此举又为《霜厓词录》增加了一个版本。1939年5月徐益藩所作《师门杂忆》云：

先生之诗，去岁始删定，将以寄潘丈景郑，今尚未至。删词则益藩所亲见，举平生所作千有余阕，约之不得逾皕，暝写晨钞，句斟字酌，非通篇惬当，即汰而不存。手录定本而外，副寄龙丈榆生所，近方布之《制言》各期。而《水龙吟》（彊村翁挽词）一首，弥留前十三日与榆生丈书又有改定，其孜孜于是可见。遗命欲附《沧海遗音》，榆生丈将刊入《遗音续集》。

《制言》连载本，自当算作一个新版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卷端、卷尾钤“龙氏忍寒庐校读章”朱文方印，最后有龙榆生三行题记，谈及前事：

此霜厓手写定本，往年曾为载入《制言》月刊。潘景郑君据以石版印行若干部。谨以原迹献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五一年五月，榆识。

《陟冈楼丛刊》石印本《霜厓词录》。

自1938年至1951年5月，《霜厓词录》稿本录副一直由龙榆生保存十二年之久（龙榆生将《霜厓词录》捐献上海市文管会一事，《龙榆生先生年谱》失载）。之所以龙榆生未将之付刻，附于《沧海遗音集》之后，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潘景郑的迅速介入与接手。上引龙榆生跋只说潘景郑据以石版印行若干部，而未言在石印《陟冈楼丛刊》乙编本之前，潘氏早就从龙家借抄《霜厓词录》，时间是1939年8月，稿本后潘景郑题记“己卯八月弟子潘承弼录副一过，以授梓人”，即是明证。苏州博物馆藏潘氏抄本中夹有潘景郑题跋一纸，写于“吴县潘氏宝山楼校钞丙部秘籍”绿格稿纸上，即附刻于文楷斋本最后的潘跋，其中提及：

弼避兵海上，闻公噩耗，骇悼震怖，急杵捣心者累日。逾数月，得公写定《词录》副本，亟为缮录，授诸枣梨。人事羁绁，越岁庚辰，遂得蒇事，距公殁已一周矣。……公于名山之业，矜慎不欲率尔从事也。丁丑夏，公休沐归里，方手订诗词稿，日写数页。弼时谒公，请任剞劂之事，公许以来春可写定成帙。……戊寅秋，得公寓湘潭讯，遂上书申前请。逾月，公自桂林覆书云，诗词倶写成，拟录副寄沪，有敬礼身后之托一语。……公遗命，《词录》欲附《沧海遗音》之后，兹谨依《遗音》版式写录付梓，敢告九京，以践宿诺耳。

文楷斋承刻《霜厓词录》红印本。

时在1940年正月，文楷斋已将《霜厓词录》基本刊刻完毕，版式参照《沧海遗音集》，正是对吴梅“身后之托”，“《词录》欲附《沧海遗音》之后”的响应。吴梅对于“名山之业”十分重视，坊间有其手录《霜厓词》八阕，托吴湖帆转交叶恭绰，以供选入《广箧中词》，即其一端。文楷斋承刻《霜厓词录》既有红样本，又有红印本流传，当时的刊刻工作想必已告一段落，但不知何故竟未正式刷印，是否真如潘景郑在《陟冈楼丛刊》石印本后1943年一跋所说那样“以工劣未遑传布”？今取文楷斋刻本、《陟冈楼丛刊》两本并几同看，无论开本，还是字体，前者均胜于后者，且吴梅生前一再意欲雕版印行。因此，潘氏之言不免难以令人信服，岂另有隐情，不便直书其事耶？

四、卢前与任中敏

在1943年潘景郑第二次编校《霜厓词录》，石印收入《陟冈楼丛刊》乙编之前，1942年，另一位吴梅的弟子、远在贵州的卢前，也未忘记老师去世前的“身后之托”，以《霜厓词录》交贵阳的文通书局，用铅字排印问世。较之潘景郑编校的文楷斋本，卢前在文通书局本前添加了吴梅遗照与“吴梅先生遗墨”各一页。“遗墨”系1938年八月廿一日致卢前函，其中提及“计生平撰述，得告吾弟，身后之托，如是而已”，同时开列本人主要著作：

《霜厓文钞》二卷、《霜厓诗钞》四卷、《霜厓词钞》一卷、《霜厓曲录》二卷、《霜厓三剧三种》、《顾曲麈谈》、《中国戏曲史》、《辽金元文学史》、《南北曲简谱》十卷

其中，《霜厓词钞》下有吴梅小字自注“顷嘱中敏油印数分，分致诸□等。为他日刊本计”，中敏即任半塘（1897—1991，名讷），是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抗战爆发后，任中敏随校西迁桂林。吴梅嘱任中敏油印《霜厓词录》当是他离开湖南湘潭、抵达广西桂林之际，所用底本想来是他箧中所存那份没有夏敬观序言的《词录》原稿。无怪乎1959年，龙榆生作《醉太平》（寄任中敏成都）一词云：

南柯梦醒，西州泪零。晚来邻笛愁听，看沉阴乍晴。 

彊村砚凝，霜厓韵清。相期不负平生，更谁当共鸣。

众所周知，龙榆生传彊村校词之砚，故“彊村砚凝”指他自己，后一句“霜厓韵清”一句，显指任中敏传吴梅之学，抑或指任氏传布霜厓之词。朱惠国在《社会形态变化与民国词集全体的构成》一文曾列举《霜厓词录》民国油印本，而查上海图书馆藏有油印本一种，是否即任中敏油印之孑遗者，因未获目验，无法判断，暂时存疑。

吴梅手录《霜厓词》八首 。

综合上文所列举，《霜厓词录》计有吴梅箧藏稿本、赠龙榆生稿本、任中敏油印本、潘景郑抄本、《制言》连载本、文楷斋刻本、《陟冈楼丛刊》石印本、文通书局铅印本、《吴梅全集》本，计有九种之多。除最后一种今人整理本之外，其余各种集中出现于1938至1943年五年中。

最后，仍有可补充者，若个人所见不误，文通书局铅印本至少有初版、再版两种。苏州博物馆藏民国三十一年（1942）七月文通书局铅印本初版一册，书衣有墨笔题“再版”，“二万六千字”字样；版权页“编纂者卢前”一行，划去“编纂”二字，旁写“校”字；封底题“改廿二开大小，用新四号仿宋排，天地照原稿比例空出。吴梅遗墨用□□。连史纸印”，中央文通书局标志旁批“不要”字样，种种迹象表明，此册曾用作重版的底本。鉴于无论“编纂者”“校者”都署名卢前，则卢前编校铅印本可能有宋体字、仿宋字两版，只恨至今没有眼福见仿宋字版。至此再加统计，吴梅《霜厓词录》的版本，竟达十种之多，究其原因，实缘于吴梅的“身后之托”。如此戋戋小册，版本纷杂，师友之谊，名山之业，令人唏嘘，同时，不免让人感叹，书囊无底！

李军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