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李约瑟在1943年相识之后，维持了终生的友谊。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持续地受到竺可桢的鼓励与支持，而竺可桢也从李约瑟的研究中不断获取养分。甚至可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作直接改变了竺可桢后半生的学术兴趣，而这又间接地影响了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
竺可桢与李约瑟
1942年，英国政府选派科学家访问中国。其背景当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与英美的外交关系迅速上升。英美期望中国继续抗战，以减轻远东战场方面的压力。1943年1月11日，中英两国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同日中美又在华盛顿签订《中美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及沿海贸易权等各项治外特权[1]，使中英、中美间在取消长久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特权上走出了关键一步。
李约瑟是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委派来华从事援助和宣传活动，他先于1942年秋到美国，期间他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以及胡适、赵元任等学者都有交流。[2]最终，他于1943年2月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首先来到昆明。在昆明驻留的近一月时间里，他结识了不少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包括李书华、汤佩松、吴学周、吴有训、华罗庚、费孝通、闻一多等人。3月1日，他在西南联大发表公共演讲，之后与梅贻琦共进了午餐，并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这么好的中国菜”[3]。
3月21日，李约瑟乘飞机抵达重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发现中英科学合作存在不少“潜伏的暗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越来越认为中国是科学的“前哨”，“我们在西方很难想象这里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状况”[4]。
至于竺可桢与李约瑟的最初相见，应该是在1943年3月30日。当天时任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约李约瑟在嘉陵宾馆晚餐，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等几位大学校长作陪。
到了4月2日，竺可桢又在重庆中央党部听李约瑟作演讲，题目为“Axis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Science”，“谓德国对于科学方面之趋向为反理智anti-intellecture，为种族主义，为侵略科学，为独裁主义。……又谓一等科学家之被逐者1800人云。”（《竺可桢全集8》，539页）
同年4月25日，中国科学社聘请李约瑟为名誉社员。中国科学社对名誉社员的要求相当苛刻，必须有年会到会成员过半以上同意才可得选。自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后，总共只有4人当选为名誉社员。[5]当天，应任鸿隽之邀，竺可桢赴李子呗中华文化基金会处午餐，费正清、李约瑟等人均到场。
5月5日中午，竺可桢又到朱家骅处共进午餐，“到企孙、孟真、子竞（即周仁）与余共四人。讨论英国送李约瑟、陶育礼二教授来华拟派人报聘事。决定组织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委员会，以研究院五人，合教育部、经济、交通、农林各部，兵工、航空、卫生、军医各局，各派代表二人组织之。拟派陶孟和、吴正之（即吴有训）二人报聘，并〈至美>〔致英〕国。”
1943年12月17日晚，竺可桢应新任中研院总干事李书华（字润章）之约，与李约瑟等人相聚。餐会上李约瑟表示，去遵义的访问时间将延到三四月。同时表示，中英科学合作馆将分为纯粹科学、工业、军事、医药四组。
当天，李约瑟又向竺可桢提到，“该馆每月可由印度运入400 磅之科学设备。凡大学所要之书籍、仪器，少量可为代运。渠有一万镑可以化用。如有研究作品，可以代寄英国。谈至九点半散。余即作函与增禄、步青、爱予、时璋。”（《竺可桢全集8》，690页）
这里的“增禄”即何增禄，时任浙大物理系主任；“步青”指苏步青，时任数学系主任；“爱予”指王葆仁，时任化学系主任；“时璋”指贝时璋，当时刚任生物系主任。竺可桢发函与此四人，自然是告知李约瑟传达的消息，请他们考虑各系内是否有相关需求。
两赴西迁浙大
李约瑟第一次来到浙大是在1944年4月，是他访问中国东南部学术机构之行的一部分。他们一行4人经贵阳到独山，再乘铁路往柳州、桂林和衡阳，再至广东曲江。然后取道公路，经过江西，最后抵达福建长汀。[6]这次旅行访问的主要学术机构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学院和福建省研究院。[7]
4月10日，李约瑟来到浙大，竺可桢记录道：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年四十二，为剑桥大学之生物化学 Reader，能说俄、波、法、德诸国语言，对于中文亦能写能读。对于中国对于科学之贡献尤感兴趣。曾在美国斯坦福、加州、耶卢各大学为教授。曾著下列诸书: (1) Science, Religion, Reality 《科学、宗教、实在》，(2)Man,a Machine《人是机器》,(3) The Sceptical Biologist 《怀疑的生物学家》，Chemical Embryology《化学胚胎学》,(4) Adventure before Birth《出生前的冒险》，等等。其〔来〕中国乃由英国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 of CulturaI Relations英国文化协会之代表组织 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中英科学合作处。其夫人亦为生物学家，己到中国。氏定明日即去贵阳，转闽、浙，回途将在遵、湄停一星期云云。(《竺可桢全集9》，74页)
第二天，竺可桢又送李约瑟至贵阳，然后他们沿着黔桂铁路继续旅行。李约瑟第一次访问浙大为期只有一天，与竺可桢并没有太多交集，而且他也并未像竺可桢所说的那样再回遵义、湄潭停留一星期。
李约瑟下半年第二次来到浙大，参加在湄潭举行的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年会，期间两人才有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后来历时长久的友谊。
年会的召开时间是10月25-26日。10月16日下午，竺可桢先开了科学社年会筹备委员会，“到晓沧、季梁、陈鸿逵（代邦华）、何增禄（代刚复）及朱善培。以本年十月廿五为科学社卅周纪念，故各地社友会均举行年会于此时。但以廿二为星期日，可到会者较多，故决定湄潭于廿日、廿一两天举行。暂时定廿日晨大会，推余主席，下午读论文，晚演讲。廿一日上午社务报告，下午演讲。如李约瑟十七八可到，则请李演讲。此外，钱琢如亦预备讲‘中国古代对于数学之贡献’。次讨论招待李约瑟膳宿问题。余与晓沧及季梁、善培偕至南门外卫生院晤杜宗光，适孙宗彭亦在。卫生院内之房间较小而适于住人，比文庙之大而无当者为好。故决计以卫生院为李及随从三人之住宿处，并请孙稚荪觅一李姓厨子。”（《竺可桢全集9》，201页）考虑可谓周到。
10月22日晚6点，竺可桢与其夫人陈汲至社会服务处，“晤李约瑟夫妇(Joseph Needham及夫人)与剑桥动物学 Lecturer Picken讲师毕丹耀、翻译曹君[8]。”（《竺可桢全集9》，206页）接着，梅光迪夫妇及郭斌和（字洽周）也来了。谈片刻之后，共同在社会服务处晚餐。
第二天，竺可桢与李约瑟一行共同乘车去往湄潭，当晚又约李约瑟夫妇、毕丹耀、曹天钦及贝时璋、舒鸿（字厚信）、杜宗光（湄潭卫生院院长）、郑晓沧、王琎、胡刚复等人晚餐，决定科学社会议的日程。
10月24日早上9点，李约瑟在学生膳厅演讲“科学与民主”，到场约四百人。竺可桢首先就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目标作了介绍，接着再请李约瑟发表英文演讲，由郑晓沧担任翻译。“李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虐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商人即中等阶级造成资本主义，推翻封建制度，在中国尚未臻此阶段。末谓俄国社会主义之成功，己予人以先导。俄国所用于科学之经费，十倍于欧美其他各国(以国家收入作比例)。而近廿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之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云云。”（《竺可桢全集9》，207页）
当天晚上8点又在文庙大成殿请李约瑟发表演讲，竺可桢在日记记录其主题为“中西科学史之比较”，但后来登于《科学》1945年第1期的演讲摘要，题目却是“中国之科学与文化”，并把演讲时间误植为第二天即10月25日 [9] ，造成了李约瑟相继做过两场演讲的假象。李的讲演主要则与他在中国农学会上的发言基本一致，讨论了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几个环境因素。
李约瑟讲完之后，竺可桢、郑晓沧、王琎、钱宝琮、胡刚复等人相继发言讨论。竺认为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实验科学，而中国人的动手兴趣不强，也是近代科学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基本上是复述了他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中的。
接着王琎谈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且指出中国古人所用的术语与阿拉伯、西欧相同。而钱宝琮则表示，“中国科学之所不兴，由于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deductive演绎方法，更无归纳法”。整个会谈“兴会甚高”，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告结束。
10月25日早上九点在文庙大成殿召开正式的科学社年会。会上李约瑟致辞，表示“谓中英科学合作馆与印度加尔各塔 Centre Relation Office中央联络局、伦敦外〔交〕部 British Council（Cultural Division）英国文化协会及经济部 Ministry of Production、华盛顿之 British Central Scientific Office、英国中央科学局，以及驻苏、法二国英大使馆均有关系。”（《竺可桢全集9》，208页）最后，钱宝琮做了主题演讲“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
根据郑晓沧等人后来发于《科学》杂志上的消息报道，25日晚，李约瑟又应竺可桢之约赴宴。竺可桢在当晚讲了他最新的研究，即二十八宿之起源。李对论文极感兴趣，“将由渠携去不少篇幅转交英美发表云”。[10]
不过，竺可桢的日记只说25日晚上学校请膳，未提及其他，他实际上是26日晚上在大成殿做了关于“二十八宿”的演讲，历时约一个半小时。之后，钱宝琮与王琎又分别发言讨论。如据竺的日记，李约瑟当场似并无具体评论，或许是会后有所表示。
李约瑟原定于26日即回重庆，但他后来发现年会所提交的生物论文可看的甚多，遂改为28日再走。于是，27日上午临时又开讨论会，由竺可桢主持，请与李约瑟同来的剑桥动物学家毕丹耀（Picken）讲生物物理学的进展状况。下午则在观音洞举办茶话会，到场二十余人，陪同聊天的有不少为浙大生物系的教师，如谈家桢、陈鸿逵、吴长春、江希明、仲崇信等，至5点始返。
28日，竺可桢与李约瑟一行共同从湄潭返回遵义。下午，李约瑟在遵义又参观了浙大史地系，据言“视察史地系尚满意，渠对地图及徐霞客三百周纪念事甚注意”。
10月29日上午8点，竺可桢送别李约瑟一行。回到办公室后，竺又致信当时的国民党遵义专员高文伯，请其通知桐梓招待所为李约瑟定房间。隔了两天，竺可桢又寄函于李约瑟，尽待客之道。竺可桢在日记中对李约瑟的第二次访问西迁浙大记录甚详，在招待方面也礼数甚周，确实极为重视。
当年12月18日，竺可桢记录道：“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尼德汉〔李约瑟〕 Needham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 （《竺可桢全集9》，245页）
这一评价大约就是浙大自称为“东方剑桥”的源头所在。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太认真地对待李约瑟的说法。李约瑟当时演讲与撰文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自然要将中国的学术机构与西方作一对比，才好让听众能够获得简明的认识。他在1948年发于《自然》杂志的文章中，还将当时中国的《科学》杂志与美国的《科学》、英国的《自然》相提并论，也是一样的道理。但这些评价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约瑟在1945年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专文中介绍了贵州及广西的科学，关于浙江大学，他的描述是，“科学研究很活跃”。接着他谈了浙大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农学方面的工作，包括贝时璋、谈家桢、王葆仁、王琎，王淦昌、何增禄、苏步青、罗登义、白汉熙和彭溓等人的研究。[11]
竺可桢与李约瑟的一见如故，其中一个原因是竺可桢在当时也相当关心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遇到李约瑟之前，他在1942年4月于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上发表了题为《科学与社会》的演讲，前半部分便是讨论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科学的原因。在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因：“（一）两汉以来，阴阳五行神秘说，迷信之深入人心；（二）数字与度量之不正确；（三）士大夫阶级以劳力为苦，不肯动手，因之缺乏实验。”（《竺可桢全集9》，567-5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触李约瑟的观点之后，竺可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1945年8月，他在浙江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古代何以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演讲，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封建思想阻碍了中国发展自然科学。这一说法虽然与李约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关注点已经从抽象的思想转向了广义的社会环境。
1946年的巴黎之行
竺可桢与李约瑟的第二次长时间来往是在1946年11月的第一届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竺可桢于11月4日先从昆明搭飞机至加尔各答。在印度访问了近一周之后，又乘飞机经埃及、马赛，于11月13日到达会议所在地巴黎。
到巴黎的当天，竺可桢便得知李约瑟在下午5点半有一个演讲，题为“中国近来对于科学之供献”。不过据介绍李约瑟是以法文演讲，故竺可桢未去。但事后，竺可桢却从听了演讲的李书华处得知，演讲语言是英文，似乎略有遗憾。
隔了一天，竺可桢在11月16日与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知名教育人士瞿菊农（世英）一同拜访李约瑟，但并未作细谈。又隔了一天，竺可桢在18日早上步行前往李约瑟住处(19 Ave. Kleber)，却因迷路而返，令他相当懊丧。
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自然科学组会议，李约瑟作开场报告，据竺可桢说报告相当详尽，其中一个计划便是在世界各地设一系列“实地科学合作馆”。之后李书华在发言中感谢了李约瑟在中国的工作，并希望合作馆能够顺利成立。
12月4日下午1点，竺可桢又与李约瑟、李书华、赵元任，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副主任叶渚沛（也就是李约瑟的副手）等共进午餐，下午3点再赴教科文组织参加大会。
在整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期间，竺可桢与李约瑟有多次会面与餐叙，主要所谈自然是中国如何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但李约瑟肯定与竺可桢谈过他回到剑桥后，将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的写作。李还交给竺可桢一份中国书单，请竺可桢代为购买。
1948年1月13日，竺可桢开了书单给浙大图书馆的沈丹泥，让其寻找是否有图书馆存有复本，可送给李约瑟的。1月18日，沈丹泥将可送李约瑟的清单交予竺可桢，包括“《梦溪笔谈》、《日知录》、《近思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涵芬楼秘笈》、《十驾斋养新录》、李俨《中国算学史》、《畴人传》、《碑集传续》、《碑集传》、《通志略》、《碑集传补》、《中国农书》、《通志略》、《书林清话》、《说鄂》、《荀子集解》、《墨子间诂》、《老子道德经》、《枕碧楼丛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不全，1488册，全1628册)。”（《竺可桢全集11》，18页）1月21日，竺可桢又在学校的行政会议上讨论此事，议决送李约瑟图书若干。
竺可桢后来又致函李约瑟，表示浙江大学通过英国领事馆上海办公室，寄送了两箱中文书籍给他。他特别提到，所寄的《古今图书集成》并不完整，但浙大图书馆所藏也只有这些。竺还表示，浙大所赠的这些书也不过是对中英文化馆在1942-1945年间所赠的大量英文图书与学刊的一个回礼而已。（《竺可桢全集24》，455页）
这些赠书对李约瑟的写作帮助极大，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他特别提到：“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检寻书籍副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古今图书集成》（1726年）。”接着李又说：“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和王琎（他刻苦钻研冶金史和化学史）”。[12]
建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竺可桢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便一直关注和推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
李约瑟于1950年10月26日致信竺可桢，但他不知道竺已经去了北京，仍然将信寄到了浙江大学。在信中，李约瑟希望将他附上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目录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知晓。
当竺可桢辗转收到此信后，1951年1月13日，他与李四光谈到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目录，认为关于中国科学史应该有一个委员会，将来有机会再成立研究室，“而同时对于各种问题，如近来《人民日报》要稿问题，可以解决。”（《竺可桢全集12》，270页）
接着，竺可桢再于2月16日回函给李约瑟，并推荐了8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请李约瑟函询他们。[13]这一推荐显然是经过慎重思考的，竺可桢所做的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李约瑟提出的要求。
至于竺可桢在日记所提的《人民日报》要稿问题，指的是1951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引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论述，“用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来证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之后，《人民日报》便约请钱伟长、华罗庚、梁思成、竺可桢等人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14]后来，四人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竺可桢对另三人文章的评价是，“梁文最长，亦最有权威性，钱文错误甚多，华文也不见佳”。
2月10日，竺可桢开始写作《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文，19日完稿后交由秘书处处长黄宗甄抄写，21日将稿件交给《人民日报》文教部的陈柏生。竺可桢在2月24与25日又对文章作了修订，增加了六七百字，但25日《人民日报》上已经发表了前半部分，未及修改。3月1日，他收到了《人民日报》的稿费，共八十万元，“为余意料所不及之大”。作为对比，当天竺可桢还去理了发，用了7000元。后来，该文的修订版又发表于1951年3月份的《科学普及工作》。
1954年8月，中科院通过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名单，由竺可桢任主任委员，叶企孙、侯外庐任副主任委员，这也正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出版时间。而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即是讨论议组织有关人员评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受李约瑟的影响，委员会又计划组织人员撰著一套《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及技术史》。先由叶企孙起草了该书第一编分章草案说明。[15]综上所述，可以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本身便推动了新中国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在新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起步时期，与李约瑟相关的另一件事，则是195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国际科学史大会首办于1929年，地点是在巴黎。李约瑟是会议的热情参与者，早在1931年的第二届大会上，他便是理事会成员。[16]1955年8月，李约瑟受大会之邀致信郭沫若院长，邀请中国参加此次大会。中科院一开始准备拒绝邀请，后来在上级机构的建议下，才改为同意派团参加。[17]最后敲定以竺可桢为团长，一行五人参加大会。
1956年7月2日，竺可桢召开科学史委员会，讨论了科学史大会的事宜。人选已派定，但是提交的论文却无着落。后来他便计划自己提交一篇论文，也就是《论二十八宿之起源》的修订版。
为翻译修订此文，竺可桢又开始研究相关文献。7月21日，他读了钱宝琮的“《二十八宿》文和《甘石星经》文，觉钱《二十八宿》文很有理由，许多地方较我1946文为可靠”。
7月29日，他读了日本《东方学报》上善波周的《二十八宿吠陀成立年代》，表示“文共33页，但并不那么精彩，材料还丰富，因所作结论不是那么清晰而能令人信服。他以为印度二十八宿是起源很早的，以吠陀Veda经为根据，以为最迟纪元前十三世纪已有了二十八宿。”（《竺可桢全集14》，379页）
第二天，竺可桢又到科学院谈会议事宜，“论文有钱宝琮《授时历》、李俨的《内插法》、钱临照的《墨子光学》和刘仙洲《中国古代钟》文。我拟写一篇《二十八宿之起源》文。”
8月1日下午，竺可桢开始写文章。8月3日，他坐车赶到青岛。此次出京，主要是为了参加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的遗传学座谈会。[18]
会议开始时间是8月10日，所以他在8月5日继续赶写文章，至晚上完成初稿，约三千多字。6日，他请海洋室打印两份，一份寄北京印单行本，供出国开会用，另一份则交历史二所，请钱宝琮、叶企孙审阅。
代表团一行于8月20日从西郊机场出发，先到达苏联伊尔库茨克，第二天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一边等待意大利方面发放签证，一边参访了莫斯科的各个学术机构与展览馆。8月25日，他们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
9月1日，代表团抵达佛罗伦萨。9月2日早上9点，竺可桢即至李约瑟寓所，“李方起，与其夫人及鲁桂珍均尚未早餐”。10点，他们一起到科学史大会会场交纳会务费。
会议是从3日开始，竺可桢的报告安排在6日早上。作完报告后，竺可桢又至李约瑟处午餐。9日会议结束，李约瑟一行早上便来告别，因为他们要开车回英国。
大会结束之后，竺可桢一行接着参访了那不勒斯、罗马、伯尔尼，以及瑞士、捷克等地，最后仍由莫斯科经伊尔库茨克回国，时间已经是9月30日了。
同年10月20日，竺可桢在自然科学史委员会作了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的报告，接着“讨论建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计划，预备先行成立数学、天文、地理三组，并预备从1957起出版《中国科学史专刊》，年四期”。(《竺可桢全集14》，436页）竺可桢所担忧的一个问题是请谁担任研究室主任，在他看来，李俨与钱宝琮并不适合于行政，似乎更瞩意叶企孙和谭其骧，但叶企孙工作太忙，而复旦则不同意调动谭其骧。
11月6日，竺可桢在中科院常委会上作了关于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筹备方案的报告。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主任为李俨。
接待李约瑟访华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约瑟共有8次访华行程，其中前4次，均与竺可桢有交集。
1952年6月，李约瑟作为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华调查美国是否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6月22日晚上，由郭沫若院长出面，在北京饭店招待李约瑟一行。竺可桢与李约瑟同桌，席间得知《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完成4卷。
接下去几天，竺可桢与李约瑟有多次会面和餐叙，直到调查委员会一行赴东北和朝鲜考察。李约瑟在8月下旬返回北京之后，竺可桢又在24日约他在家午膳。8月31日，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台基厂九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行了报告书的签字仪式，竺可桢也到场观摩。
李约瑟此次访问中国以公事为主，且《中国科学技术史》尚未正式出版，不过李约瑟当时还自信地向他透露，全书7卷的工作可在两年内全部完成。尽管竺可桢与他有不少见面机会，但涉及科技史的应该并不多。
1958年6月，李约瑟第二次访问中国。这次他呆的时间更长一些，为期70余天，除北京之外，还走访了济南、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兰州、酒泉、西安、武功及郑州、开封等地。
1958年1月，李约瑟致信郭沫若，表示可以在5月中旬到达中国。除了走访考察之外，李约瑟还想拜访西北农学院的石声汉，并有邀请石声汉去英国，代替王铃共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想法。这或许是因为他在1957年读到了石声汉关于《齐民要术》的相关研究，非常欣赏。不过据竺可桢了解，石声汉身体不佳，且学校也不愿放人。另一人选是武汉大学化学教授张资珙，但却有“右派”嫌疑。
竺可桢所提到的张资珙，1930年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回国后即担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他曾于1944-1946年赴英国讲学，主讲便是中国科学史。在英国期间，他还希望与英国科学史家Herbert Chatley合作，共同英文《中国天文学与历法史论文集》(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History of Chinese Astronomy and Calendar Making），其中也打算收录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地点与时代》等文章。[19]不过此一构想的书似乎没有正式出版。
回国之后，张资珙从1947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教授，直到不幸过世。李约瑟与张资珙是老友，两人1943年在重庆时便相识，且保持了长久的友谊，李的书房中一直挂着张资珙的照片。[20]另据竺可桢所记，张资珙1945年在剑桥时，应李约瑟之约作过一个演讲，题为“Taoist Thou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道家思想和科学发展》。（《竺可桢全集13》，417页）
同年2月，竺可桢回信给李约瑟，表示欢迎他来京，并请他先访问中科院在广州和汉口的研究所，同时亦说明石声汉赴英或许有些困难。[21]（《竺可桢全集3》，431-432页）
5月22日上午，竺可桢约侯外庐、叶企孙、钱宝琮、李俨、谢鑫鹤、王振铎等人谈招待李约瑟之事。6月1日下午，竺可桢与李俨等在东郊机场接机。晚宴则安排在第二天，参加者有冀朝鼎、侯外庐、钱三强、华罗庚、周培源、钱宝琮、李俨、叶企孙、王天木、夏鼐、楚图南等人。
6月6日，李约瑟在北大作报告，谈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西方的关系。6月10日，竺可桢又约李约瑟在中科院作报告，题为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and Its Background in Europe and China。6月15日，竺可桢去上海，恰与从济南至上海参观的李约瑟坐同一班飞机，两人又有一番愉快的交谈。
7月23日，李约瑟来到武功县西北农学院，与石声汉相会。据言两人在会谈之前，“领导专门找石谈话，规定了会见时的谈话。石曾提出拟以英文会话，但被拒绝了。”[22]
据石声汉之子石定机先生的回忆，在当天会谈中，李约瑟便提出邀请石声汉赴剑桥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史部分，但被婉拒。[23]又据言，李约瑟回到北京后，李约瑟曾经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类似请求，同样无果。[24]其背后原因，究竟是政治性的，还是如竺可桢所言，只是因为石声汉身体不好及学校不愿放人，难以判断，或许两者都有。不过，至少竺可桢本人是愿意推动此事的。
石声汉与李约瑟同样有着几十年的友谊。李约瑟1964年访华期间，石声汉与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在北京开会。大概是得知了李约瑟在华，两人于8月16日登门拜访竺可桢，询问李约瑟何时去西安。竺可桢托人打听后得知，李约瑟已经去了西安，会在22日离开，便请科学史室的黄炜以电话告知辛树帜。后来两位老友是否在西安重聚，似乎并不清楚。2008年出版的《石声汉农史论文集》中附有他的简单生平年表，也并未提到此事。
7月31日，竺可桢与回到北京的李约瑟一行共进晚餐。李约瑟谈到他的一路访问，竺可桢记录道：“李研究了甘肃一带的牛车、马车上的color harness,中国北魏已有，欧洲到十三世纪。独轮车，相传是孔明发明，现知战国时已有，欧洲已到十三世纪才有。”（《竺可桢全集15》，149页）
在此次中国之行中，李约瑟又一次拜访了敦煌千佛洞，并兴奋地写下一首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如今晨曦初上，沙漠中孤独的旅人，
像古代一样，依然听到莫高窟的钟声。
但是这钟声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新生，
他们一切都有保障，不再为生活的必需担心。[25]
1960年1月17日，竺可桢阅读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这是由李约瑟通过剑桥大学出版处赠送的。他记载道：“今天看了地学这一部分，此部又分为地理与地图、地质、地震、矿物（包括地植物、地化学等）,再加索引。李阅书之渊博殆无伦比，如讲异域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是见过的，但王玄策《中天竺国图》、康泰《吴时外国传》、朱权《异域图志》,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尤重要者，能将西洋和中国同时期的成就作一对比。”（《竺可桢全集15》，571页）
第二天，他致函与李约瑟，感谢他在第三卷中致谢了他与李四光。实际上，李约瑟给他的信是寄出于上一年的12月9日，不过由于竺可桢年底的工作繁忙，且离京了一段时间，所以读到该书的时间晚了一个月左右。在《竺可桢全集》中，这封回函所标注的回复时间是1960年1月9日，或许有误。
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在1964年7月，李约瑟以英中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楚图南会长之约赴华。在李约瑟本人所拟定的访问计划中，他希望参观的包括安徽的洪泽湖、山阴水道，浙江的茶叶工业、丝织业、酿酒、豆腐、海塘与传统船舶，江西的瓷器业，福建的茶叶业、漆器业、河南的古天文台、三门峡，山西的传统钢铁产品，山东的大运河，云南的传统产矿和冶金术等。[26]
在李约瑟1949年之后的访华行程中，此次考察的历时最长，整整三个月，同时中方的接待规格也是最高的。这与当时中国正在安排建国十五周年的大庆，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外国友人到访参观有关。
7月3日下午，竺可桢与郭沫若、侯外庐、钱宝琮、楚图南、黄炜等一行在机场接机。李约瑟到后，当天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共进晚餐。据竺可桢记载，李约瑟本来希望能够访问十六个省，但当时海南岛还尚未开放，所以具体行程还要与他当面商议。
7月8日，竺可桢到科学院，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负责人黄炜谈李约瑟的行程计划。李约瑟在京停留大约两星期，“约定于下星期一（十三日）我陪同赴香山和碧云寺、植物园，在香山中膳”。(《竺可桢全集17》,177页）可在13日当天，由于下雨，赴香山的计划并未实现。竺可桢只是陪李约瑟坐谈了一个小时，并在帅府园全聚德（即今全聚德王府井店）共进午餐。
7月22日，李约瑟受邀在建国门内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发表演讲，题为“在中国和西欧‘时’的概念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竺可桢全集17》,187页）由于当天恰有人大常委报告，竺可桢未去听讲，但在事后阅读了演讲记录稿。
之后，李约瑟一行便离开北京访问中国各地。当他来到西安的孔庙，又作诗留念：
我希望，我希望，
我的中国朋友们，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
考验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甚至会毁灭一切众生。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万流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27]
从中可见李约瑟的世界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
李约瑟一行于9月下旬回到北京之后，竺可桢又约他们在29日到家中喝茶。国庆10月1日当晚，竺可桢夫妇在天安门楼上看放焰火，遇到了李约瑟夫妇，“适毛主席于八点坐台，他和台上立在后排的人员均握手，我为介绍李约瑟夫妇。”[28]（《竺可桢全集17》，253页）这并非两人第一次见面，在1952年的那次访华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便在中南海会见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全体成员。
1964年的访华，除了与《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的考察事宜之外，李约瑟也与中方商谈了英中友好协会的相关问题。英中友好协会是由李约瑟于1950年发起建立的民间组织，他本人自任会长。简而言之，在当时的背景下协会已经分裂，李约瑟计划另建立一对华友好组织，也就是于1965年成立的“英中了解协会”。[29]
1969年，李约瑟两次致信郭沫若，表达了再次访问中国的意愿。在第二封信中，李约瑟特别提及，“也许您已经知道，我最近当选为‘英中了解协会’的会长，我以前的‘主席’之职已由我们共同的朋友戴利克·勃赖恩充任。”[30]
11月28日，郭沫若致电竺可桢，询问了李约瑟之前访华的情况。事实上，郭沫若在1940年代的重庆时期便与李约瑟相识，也算是多年老友，1949年之后与李约瑟又有过多次交往，不可能如此健忘，打电话给竺可桢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确认。当天，竺可桢又写一函，以书面形式回复了相关问题。
只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因素，郭沫若回信李约瑟，表示希望访问时间能推迟一两年。于是在1971年3月，李约瑟再次致信郭沫若，询问访华事宜，并得到了正面答复。最终，此次行程安排在了1972年7月，为期约7周。
竺可桢记载道，李约瑟一行于7月11日抵京，“晚6:20和允敏、文雄（竺之秘书沈文雄）乘车赴南门外全聚德（即全聚德前门店），和吴老夫妇宴请Joseph Needham夫妇和鲁桂珍，到郝梦笔、马家骏、林镕、夏鼐、邹承鲁、陈冰、沈文雄及翻译钱皓等。李约瑟夫妇、鲁桂珍于7:00到。”（《竺可桢全集21》，144页）后来，李约瑟等还参加了八一建军节的晚会。
李约瑟的这次访问，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当时中美关系趋向好转，中科院在这一时间段邀请了不少西方学者来访，招待工作较为繁忙。7月12日晚，郭沫基、竺可桢等一百余人宴请了来华的美国华人科学家团体，包括任之恭、林家翘、王浩、刘子健等十余人及家属。
当年4月初，中科院外事组还特地致函竺可桢，询问这批科学家的历史及政治态度等情况。竺可桢于4月18日回信表示，他只认识林家翘、任之恭、戴振铎、叶楷和郭晓岚，且二十年都没有通过信。（《竺可桢全集24》，731页）从后来的行程安排来看，中方对该访问团的接待规格相当高，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了又一场重要的中美非官方外交活动。
8月7日晚，竺可桢宴请了来华访问的诺贝尔奖得主Dorothy Hodgkin（多萝西·霍奇金）。第二天中午，竺与童第周等人又在丰泽园饭店宴请了天普大学生物系教授牛满江。
由于招待过于密集，且有时会插入临时行程安排，竺可桢不禁抱怨道，“美籍科学家今夏回国不少的人，我们招待要有一系统。科学院只能管外〔交〕部外事组事先指定招待的人”。
另一方面，竺可桢此时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时常去医院看病，且行动也不佳。8月9日，竺应郭沫若之邀陪同多萝西·霍奇金参观颐和园的时候，“今天我已走不动从大门进口。但事先院通知车子可从后门开到石舫，从石舫到黄鹂厅走一段路。”大概出于这些原因，竺可桢与李约瑟在这段时间并无太多碰面。
从李约瑟的四次访华来看，中方的高规格接待显然是有着学术之外的目的，希望通过李约瑟这样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宣传新中国的主张，并建立和维系与西方的民间外交渠道。实际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在国际学界的回响是有限的，而它在中文世界所制造的巨大且持久的影响，当然存在着纯粹学术之外的推波助澜。
不过对竺可桢来说，他更为关注的还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工作。在1952年招待李约瑟期间，正值中科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7月30日在竺可桢作自我检讨时，严济慈批评他“对细菌战不作宣传。设航空研究所要等钱学森。事务主义，最注意小事情”。（《竺可桢全集12》，666页）
确实，在许多“小事情”上，竺可桢为李约瑟提供了帮助。李约瑟1952年访问新中国时，为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在琉璃厂购买了一批古籍（《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了能够携带至英国，他于9月初写信给竺可桢，希望能帮助办理古籍出境许可证。后来这批书在10月18日由北京邮局寄往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并应李约瑟的请求，附寄了《毛泽东选集》与刘少奇的相关作品。（《竺可桢全集24》，529-533页）
讣告
竺可桢过世之后，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撰文纪念，提到他们初次见面是在1944年的贵州湄潭。这显然是记忆有误，早在1943年，他们便已经有数次交会。
李约瑟这篇“讣告”还有些奇怪的错误，比如说竺可桢1917年在伊利诺斯大学就学，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手头并无相关资料，仅凭记忆而致，当然这些也可能只是翻译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李约瑟提及两件特别难忘之事，一是他们1944年在遵义受到热烈欢迎，“用当地做的、在松针堆上蒸煮的可口包子款待我们”；二则是1956年，竺可桢率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我们大家去访问了达·芬奇出生的农庄以表敬仰；还参观了达·芬奇创作博物馆所在地的小城镇城堡”。最后他看到竺可桢及其一行满载着当地佳酿去乘公共汽车，给他“留下最愉快的一个回忆”。[31]
关于吃包子一事，竺可桢也有记录。在当年的10月23日早上，他“九点偕李约瑟及其夫人Dorothy与Picken、曹君，五人同至大众餐厅早餐。吃蒸笼饺子，甜者一百余元、咸者八十元，又水晶包子十元一个，鸡蛋约二十个。共吃660元左右，可称贵矣。”（《竺可桢全集9》，206页）
而关于1956年的第二件事，竺可桢却只记载道：“乘车赴城南达·芬奇家乡芬奇村Lconardo House at Anchiano。并至Vinci村的老堡Antica Costella看达·芬奇的博物馆陈列，又至村中茶点。”这与李约瑟说的“满载着当地佳酿”实在是相去甚远。
[1] 吴景平，《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02期，第51-72页
[2] 段异兵，《李约瑟赴华工作身份》，《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03期，第14-23页
[3] 李约瑟，李大斐 编著，《李约瑟游记》，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9页
[4] 李约瑟，李大斐 编著，《李约瑟游记》，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42页
[5] 参阅，范铁权，《民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03)，第107-110页
[6] 李约瑟，李大斐 编著，《李约瑟游记》，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15页
[7] 李约瑟，李大斐 编著，《李约瑟游记》，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28-235页
[8] 即李约瑟的第二任秘书曹天钦。
[9] 王钱国忠 编，《李约瑟文献50年》，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335-336页
[10] 王钱国忠 编，《李约瑟文献50年》，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4-15页
[11] 李约瑟，李大斐 编著，《李约瑟游记》，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08-2069页
[1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卷》，2018，科学出版社，第10-11页
[13] 王淼，赵静，《李约瑟与竺可桢往来书信(1950-1951)》，·《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01期，第30-35页
[14] 张柏春，李明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70年》，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9期，第1071-1084页
[15] 郭金海，《竺可桢与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年第2期，第14-20页
[16] 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1992，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第40页
[17] 尹玉洁，朱慧涓，《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年04期，第94-104页
[18] 樊洪业 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第70-71页
[19] 王细荣，《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分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1年02期，第82-86页
[20] 王治浩，《化学教育家和化学史家张资珙》，《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04期，第283-291页
[21] 在《竺可桢全集》中，第3卷收录了此信的中文版，标注时间为1958年4月。第24卷则收录了此信的英文版，更为详细，标注时间为1958年2月26日。由于英文版为原文件，且是由李约瑟研究所收藏，当为准确时间。中文版应该是中科院事后进行归档的翻译件。《竺可桢全集》中第3卷和第4章收录的相关函件，有不少都是此类文件，上面所标的时间只能理解为翻译或归档时间。
[22] 王思明，《李约瑟与中国农史学家》，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第3-13页
[23] 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1992，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第40页
[24] 王思明，《李约瑟与中国农史学家》，《中国农史》, 2010年04期，第3-13页
[25] 李约瑟，《四海为家》，1987，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第161-162页
[26] 王钱国忠 编，《李约瑟文献50年》，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79-81页
[27] 李约瑟，《四海为家》，1987，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第112页
[28] 在1969年11月28日竺可桢致郭沫若的函件中，他的回忆则为当天李约瑟是“由周总理介绍和毛主席握了手”。
[29] 王勇忠，《李约瑟1964年访华之旅再探》，《科学文化评论》，2021第 3 期，第26-35页
[30] 李斌，《李约瑟1972年访华始末》，《传记文学》，2020(01)，第92-102页
[31] 王钱国忠 编，《李约瑟文献50年》，1999，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6-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