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围熟悉的三位老人朱良、陈维仁和贺文贞都迎来百岁生日，他们都生于1924年3月，都系早年投身革命的富家子女，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值得书写的贡献，特著小文一篇，贺三位老人百岁寿。
一
首先说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朱良先生。朱良原名周志毅，祖籍潮州，生长于上海，父亲是个生意遍及东南沿海和南洋的富商。朱良的中学和大学分别就读于上海中学及圣约翰大学，显然是“富二代”的成长路线。不过朱良志不在个人富贵安逸，14岁起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中已经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学运组织负责人之一，1946年上海32所大学、中学推举了一名代表向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递交和平请愿书，这个人就是朱良。
当时与朱良一起领导学运的还有吴学谦、乔石、钱李仁、钱其琛和李淑铮。这六位人生轨迹和归途都颇为相似，他们在建国初期纷纷到共青团系统工作，成为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欣赏的青年干部，后来又都转行外交系统。其中乔石、钱李仁、朱良和李淑铮先后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吴学谦和钱其琛先后担任外交部长，整个八九十年代的外事系统，基本是由这六人负责的。由于他们年幼时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影响，都有宽广的视野，熟悉国际规则，是难得的优秀职业外交官，为新时期打开对外开放局面，争取国际对中国建设的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良先生，图片来源：中国网）
1957年7月，朱良随同胡耀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美国也有不少青年团体参加了这个活动。由于朱良的英语非常流利，在联欢中与他们相处很融洽，赢得了美国青年的好感，于是很多人萌发了想来新中国看看的想法。胡耀邦向中央汇报后，周总理立即指示对美方青年发出邀请，名额是15人。结果美国青年踊跃报名，一下子有42人，并且各不相让，还发生了冲突，中央又拍板、来多少就接待多少。
美国青年访问团在中国访问了长达近两个月，接待活动仍然由朱良负责，这年国庆节还被邀请登上国庆观礼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民间外交活动，堪称乒乓外交前的第一次破冰之旅，美国上下也非常关注，全美广播公司还临时聘请访问团一名成员科恩为特约记者，向美国观众传递新中国的社会生活、建设情况。
改革开放后，朱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1981-1985）和部长（1985-1993），不过从1981年到1985年，中联部部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个人，人事调动频繁，朱良就成为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共党际外交的最重要执行人和见证人。
“文革”期间，中共与国外绝对多数政党都断交，甚至公开批判、羞辱很多外国政党领导人，最终只和11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少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有来往，并且绝大多数是极左政党，比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阵线等。改革开放后，外交领域的拨乱反正本质是改变过去的革命外交为友好外交，邓小平、胡耀邦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新的世界主题，否定了以往“战争与革命”论断，胡耀邦还在1979年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反对用“亡我之心不死”的提法。
中联部在邓小平和胡耀邦指示下，做的四项主要工作是：停止输出革命和援助外交，恢复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与西方社会党建立联系，主动开展资产阶级政党外交，做到了党际外交全面开花，朋友遍天下。
这期间，朱良先后约见十几个中国共产党曾经援助过的共产党首脑，比如缅共、马共的领导人，向他们传达胡耀邦总书记对过去外交路线的检讨，阐明世界局势的重大转变，希望他们主动配合，放弃武装推翻本国政府的决定。经过朱良等人五六年的努力，中国基本劝说各国共产党组织放弃了过去的主张，并且妥善安置了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只要他们不在中国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中国都欢迎他们来定居养老。这个外交举措，既为国家每年减少了大量开支，又大大改善了国际形象，赢得世界赞誉。
（朱良会见第三世界国家政党代表）
中苏论战后，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纷纷交恶，也与西欧共产党关系破裂，从南共领袖铁托到意共领袖陶里亚蒂都是中国报刊口诛笔伐的对象。朱良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匈牙利、古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恢复了执政党之间的交往，进而为与这些国家的邦交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此外，朱良还积极与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开展外交，这三党总书记多次应胡耀邦邀请访华，中国与西方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改善。
最值得一提的是朱良在与西方社会党外交方面的贡献。从中共成立起，就与社会党关系势同水火，认为社会党是“修正主义党”，不但不是朋友，而且是敌人。1980年，中联部根据胡耀邦指示，不再提西方社会党是修正主义党，应该积极与他们交往。第二年，应胡耀邦邀请，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同年当选法国总统）访华，揭开了中共与社会党交往的序幕。1982年朱良率团出席英国工党年会，并且同社会党国际（与第二国际存在延续承接的关系）秘书长卡尔森会谈，也标志着中共与社会党国际之间的关系破冰。
（1984年朱良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并与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政府总理克拉克西进行会谈）
1984年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华，德国社民党是西方最强大的社会党，勃兰特又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胡耀邦在与勃兰特会谈时，首先肯定了西方社会党长期以来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并且表示中共主张也与社会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最后希望双方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差异，建立友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发展。胡耀邦这个讲话，很让勃兰特吃惊，因为从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党做出如此坦诚和肯定的表态，勃兰特最后不得不临时调整了讲话稿。
勃兰特访华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关系迅速改善，社会党国际开始视中共为值得交流的重要合作伙伴。1985年朱良先后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召开的维也纳裁军大会，以及1986年在利马召开的第十七届社会党国际大会，这次大会上中共成为社会党国际观察员党，这是社会党国际历史上唯一一次正式邀请共产党组织参加自己的会员大会。
（邓小平会见勃兰特）
由于欧洲社会党普遍在国内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长期执政，中共与这些社会党关系的改善，也改善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邦交关系，奠定了中国与欧盟密切关系的基础。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欧盟一直在技术转让和对华援助上，采取比美国更积极的态度，与80年代团结社会党的党际外交政策不无关系。
此外，中共通过与西欧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交往，也了解到国际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新的变化，进一步打破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开始接纳自由、市场、民主、人权等观念，促进了思想进一步解放，为深化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
第二位百岁寿星是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先生。陈维仁生于云南楚雄的一个富裕世家，1944年升入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解散后，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师从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建国初，陈维仁进入人民日报社，成为邓拓的秘书。邓拓对参加政治大批判没有兴趣，也不鼓励陈维仁去当批判手，反而鼓励他多读书、多研究问题。1957年，邓拓因为对反右不积极，被批判为“按兵不动”、“死人办报”，被调离岗位，职务由吴冷西接替，陈维仁也就等于失业。
此后不久，陈维仁进入中央党校进行政治学习，反而“因祸得福”被新来担任校长的林枫看中，又成为他的秘书。“文革”中，陈维仁目睹了康生是如何颠倒黑白迫害林枫，搞乱中央党校的。1966年8月19日，林枫邀请康生来中央党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不料康生早有预谋，一上主席台就说林枫“反对林副主席”，党校是 “林家铺子（指林枫）”，接着事先安排好的造反派就把林枫从主席台上揪了下来，进行批斗。林枫对康生的指责宁死不屈，受尽肉体折磨，有一次被红卫兵踢断了三根肋骨，当场昏死过去。
康生在党校只要说一句 “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就可以置于一个人死地。由于康生长期主管党校工作，其妻子曹轶欧又是党校工作人员，因此中央党校几乎没有人可以逃得出这对夫妻的魔爪。“文革”期间，中央党校先后被抓出168个反革命案件，1358人被迫害（包括党校学员），可以说共产党的这个最高学府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华国锋），并主持校务工作。这时候胡耀邦希望物色一个熟悉党校的人当秘书，陈维仁最后被看中。胡耀邦上任之后，立即在党校率先平反冤假错案，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但是因为“两个凡是”以及康生仍旧被尊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反修战士”，党校的教员和学员都顾虑重重。
1977年9月，林枫病危，胡耀邦带着陈维仁去医院探视，林枫本来是健壮的东北大汉，革命年代的艰苦斗争没有压垮他，但是康生的非人道迫害严重摧残了他，这时候体重不足70斤，身体蜷缩在病床上，陈维仁多年之后想起这悲惨情景仍然泪流满面。胡耀邦来到林枫病床，转达党他的慰问时，林枫已经说不出话了。待二人走后没有多久，林枫就离开人世，年仅71岁。这次探望林枫，对胡耀邦触动也很大，成为他下决心在党校率先揭发康生问题的动因之一。
陈维仁在担任胡耀邦秘书期间，协助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协助进行平反冤假错案，为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陈维仁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管教学研究和干部教育工作。胡耀邦调离开党校后，很多人对于党校是否可以保持拨乱反正中塑造的开放学风存在担忧。不过陈维仁积极鼓励教师自由开展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党校的科研理论水平继续稳步提高，奠定了今天中央党校在政治学、经济学、党史学等学科研究上的领先地位。
（陈维仁与《理论动态》几位重要创办人在一起）
此外，陈维仁把干部培训做地有声有色，党校先后遵照中央指示开设青年干部班、民族干部班等等，陈维仁鼓励学员大胆解放思想，积极对改革问题抒发己见，从中发现了很多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担任了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职务，让改革事业赓续有人。
胡耀邦辞职后，陈维仁经常来家探望。1988年8月，陈维仁正在济南出差，听说耀邦在烟台休养，就连忙赶来探望。胡耀邦一年多来情绪低落，故人来访心情大大好转，李昭于是劝陈维仁小住几天。一日，胡耀邦写了一首七言诗赠给陈维仁，诗曰：“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胡耀邦还补充说：“写诗不费劲，又没有危险” ，这是句玩笑，也道出内心的苦衷。陈维仁第二天也赋诗一首回敬耀邦：“戎马倥偬为大同，十年开拓振雄风；壮心难酬忧国运，神州功盖有三中”，这首诗可以说恰当地总结了胡耀邦的经历和功绩。
（陈维仁看望胡耀邦）
1988年底，陈维仁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参加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活动，很多云南省很多领导干部都向他打听胡耀邦的近况，并且希望陈维仁转达对胡耀邦的邀请，希望耀邦可以来云南休息一段时间，于是陈维仁郑重发电报给胡耀邦。胡耀邦对云南也很关心（胡耀邦曾于1985年、1986年两个春节假期期间赴云南调研），很想看看这两年有什么新变化，于是欣然答应邀请，决心春节期间先到广西，然后去昆明，但是由于年底临沧发生7.6级大地震，云南上下都在抗震救灾，胡耀邦就主动取消了与陈维仁的昆明之约。没想到春节过后仅仅两个月，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更让陈维仁遗憾不已。
（晚年的陈维仁）
陈维仁晚年关心家乡的扶贫和教育事业，多次捐款、献策。2013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5周年之际，89岁的陈维仁仍然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胡耀邦这个党校人心中的“永远的校长”，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他参与创办的《理论动态》第1958期上。
三
最后说的这位百岁老寿星叫贺文贞（参加革命后长期用名“裴棣”），是忘年交贺阳先生的母亲，名气虽然不如前两位，但是人生也同样非常精彩，风骨气节也同样值得后人敬仰，她的事迹也同样值得历史铭记。
贺文贞的父亲贺福泉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年代担任黑龙江省省立医院院长，是黑龙江现代卫生事业创办者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主动辞去职务，宁可放弃本来大好的职业前程，也不与日本人合作，还偷偷医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伤员。
贺文贞早年在贝满中学求学，贝满是全中国最好的女中之一，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这个教会还创办了燕京大学。中学毕业后，贺文贞赶赴大后方重庆，升入上海医学院（即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愤然退学。等到清华大学在北京复校以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这时候贺文贞已经22岁了。
（1948年春节，贺文贞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及夫人的合影，左七为贺文贞）
贺文贞在清华读书期间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而支部书记是她同专业的学姐彭珮云。解放后，不到30岁的贺文贞就被任命为北京女十中校长，这些北京女中校长每个都不简单，比如女八中校长是王震夫人王季青，女师大附中校长是卞仲耘。
贺文贞在革命中结识了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曲方明，两个人相亲相爱最后结婚。曲方明在解放后担任中央团校党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时候，曲方明当时对政治运动残酷性还认识不足，私下跟同事随口开玩笑说：你们都反胡风，我还跟胡风吃过饭呢？其实曲方明是记错姓名了，误把胡绳当胡风。但是此言既出，事情也无可挽回，换来被发配新疆的处分，一去就是23年，并且还是去了离北京最远的伊犁和南疆，古代最严重的流刑是3000里，而曲方明到了离北京6000里外的地方，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曲方明的身体遭受严重摧残，患上严重肺病。
在人世间大是大非面前，31岁的贺文贞宁愿放弃大好前程以及北京的舒适生活，选择一起与丈夫去流放。贺文贞到新疆后被先后安排在伊犁州党校和乌鲁木齐一所高校工作，仍然坚持耿直和刚毅，大胆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不免又遭到打击。在自己身陷囹圄的情况下，看到北京一位朋友，中年丧偶、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不容易，每个季度还坚持给她寄100元，直到这个家庭的长子大学毕业为止。
1974年贺文贞听说老领导、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因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了，不顾危险依然探望刘仁的夫人甘英。刘仁入狱后，康生有批示：“刘仁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罪该万死，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式的审讯工作，让他们缴械投降”。甘英说，刘仁在监狱中动不动就“突击审问”，连续几天不让睡觉，还往囚室放毒气，差点被熏死，整整六年手铐、脚镣都没有被解开过，吃饭、睡觉都得带着，冬天棉衣穿不进去，只能披着，最后手铐把手腕的皮肉都磨开了，露出骨头、脚也烂了。刘仁去世前，甘英获准探望，刘仁还对甘英说：“你不要告诉孩子们，他们年龄还小，会对党产生仇恨的”。
（贺文贞与甘英，右侧为甘英，甘英晚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文革结束后，曲方明被平反昭雪，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贺文贞也被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这时候贺文贞已经步入老年，即将退休，不过她毕竟有“学霸”的底子，可以很快干一行、精通一行，在工作生涯最后几年，竟然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很多研究党史的重量级论文，比如《党在1958年怎样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论断》、《1958年成都会议评述》、《1961年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评述》、《对“三面红旗”的再认识》等等，这些都成为党史研究的高引论文。
此外，贺文贞还特别重视一手党史资料的搜集，当时中央档案馆核心文件管理还比较宽松，裴棣有空就坐上公交车，到档案馆摘抄重要讲话和文件。“裴棣本”手抄稿，后来成为党史研究中的很重要参考资料，李锐撰写《庐山会议回忆》、韩钢等人的“文革”前十年研究，都大量参考了贺文贞的手抄资料。
（贺文贞与彭佩云等重返清华校园，左二为彭珮云，中间为贺文贞）
贺文贞晚年家庭幸福，儿子贺阳、儿媳妇齐建新和孙子龙龙对老人都极为孝顺。老人爱好冬泳，遇事豁达乐观，大家都认为这是她长寿的原因。最后不得不介绍一下她的儿子贺阳先生，也算是我的体改委老前辈贺阳先生。贺阳早年曾经担任王府井商场总经理、北京体改委副主任，服务过陈希同、张百发等北京市领导，80年代算是北京市的改革新锐。后来调入国家体改委，担任分配司司长，系笔者所知“九二派”下海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当时体改委是显要部门，全国经济改革的指挥中心，同届体改委的中青年司局长楼继伟、郭树清日后都成为财经领域重要领导干部，贺阳先生如果留在体制内，也至少是副部级官员。但是贺阳先生志不在此，他更追求自由和独立，退休后关于经济改革史的一些回忆思考，阅读量也颇广。
古人说“仁者寿”，以上三位寿星都是心怀“大仁”之人，他们青年时候抛弃优渥生活，主动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艰曲之路，在此后的漫长人生路上，他们坚持初心，始终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恪守高尚人格，始终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是无数这样的大仁大爱的人努力奉献推动的结果，祝三位老人身体永远健康，福乐长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