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力对比来看，岭承恩、王应元与曾国藩之间的差距不亚于两个李鸿章之隔，石达开能够碾压曾国藩，却倒在了不起眼的将帅手下，其中耐人寻味。实际上，石达开的败亡早在他过于年轻、沉不住气的性格中埋下了伏笔，这使他无法成为真正的王者。
石达开失败的原因在于脱离太平天国这个平台后，他的翼王身份变得名不符实，此后再未取得对清军的胜利，甚至对付广西的土匪也显得力不从心。平台的重要性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失去平台后的艰难处境源于他在关键时刻未能保持冷静，忽视了隐忍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的运用，反而间接成就了洪秀全。
首当其冲的是“班师回朝，攻灭南京”的鲁莽之举。根据李秀成自述，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虽参与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密谋，但原本计划仅限于除去三人。然而，由于石达开未能按约定及时返回京城，导致韦昌辉陷入孤立，双方关系破裂，进而石达开为除掉韦昌辉，不惜以攻打南京相威胁。
“攻灭南京”无疑成为了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的致命失误。彼时韦昌辉已众叛亲离，北王地位岌岌可危，石达开本无需如此激进地挑战理智底线。洪秀全与韦昌辉的矛盾激化，石达开所谓的“攻灭南京”，无异于对洪秀全施压，若洪秀全不处置韦昌辉，石达开便要挥师靖难，直捣京城。然而，此举触及到了洪秀全作为君主的底线。杨秀清曾借“天父下凡”挑战天王权威，如今石达开武力逼宫，洪秀全岂能容忍？深知不能出现第二个杨秀清的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攻灭南京”自然忌惮不已，难以对其建立信任并采取防备措施。此时，石达开本当沉稳行事，着眼于未来掌握朝政，而非急于报仇雪恨。
事实上，石达开应抓住洪秀全与韦昌辉相互争斗的时机，打着“勤王”旗号，以外地召集兵马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形成武力压制，而不是直接威胁攻打南京。
另一件关键事件则是石达开回京辅政，并向洪秀全施压，要求诛杀秦日纲和陈承瑢。尽管石达开看似威猛，但实际上政治权谋运用欠佳。因此，即使天京事变后局势混乱，洪秀全仍不愿诏令石达开回京，而是先观察各方反应。
据李秀成所述，石达开得以回京辅政并非洪秀全本意，而是出于群臣拥戴，而这一举动让洪秀全颇为不满。原因除了之前的“攻灭南京”之外，更关乎秦日纲与陈承瑢的处置问题。石达开在处理此事上表现出了较低的政治水平，近乎情绪化的复仇行为。
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瑢是否该杀，各有看法。他们确实在天京事变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石达开造成伤害。但从石达开个人立场出发，诛杀二人不仅能报私仇，还能排除朝廷内的主要对手。秦、陈二人位高权重，且各自拥有众多党羽，对石达开掌控朝政构成巨大障碍。
然而，石达开采取的手法不当，无视洪秀全多次求情，坚持必须处决秦日纲和陈承瑢，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洪秀全深感怨恨。不久前扬言攻灭南京，如今又执意杀害两位重臣，石达开的意图愈发令人猜疑。
秦、陈二人被杀后，洪秀全更加提防石达开，遂册封洪仁发、洪仁达为王，用以制衡石达开，避免再度出现类似杨秀清的局面。虽然“发达”兄弟并无突出才能，但洪秀全别无选择，只能出此下策。
其实，妥善处理秦日纲、陈承瑢的问题并不困难。石达开可以引导支持自己的大臣们联名上奏洪秀全，以“误导君王违逆天父”为由，请求诛杀二人，给太平天国一个交代。通过群臣连续上奏，洪秀全将陷于两难境地，此时石达开再站出来谴责秦、陈二人的罪行，并提议鉴于他们在铲除韦昌辉过程中的功劳，免其一死，改为剥夺实权、软禁反思，既展现了自己的公正无私，又巧妙地排除了竞争对手，同时避免洪秀全以此为借口来制衡自己。
随后，石达开接手朝政，安排亲信担任要职，并向镇守武昌的韦俊示好，全面控制局面。待一切准备就绪，即便洪秀全册封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也无法撼动石达开的地位。石达开可借此机会，以抵御湘军等敌人为由，建议由亲王率兵出征，然后暗中安排自己亲信上奏赞颂“发达”兄弟，让他们承担出征重任。洪仁发、洪仁达自然不敢领命，洪秀全也不敢轻易派他们冒险。
接着，石达开以督师安庆抗击湘军为由，建立起稳固的大本营，节制各路兵马，处理军国政务。在安庆坐镇期间，石达开不仅握有道义高地，还让各路太平军将领无人敢于不服。如能在此基础上步步为营，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石达开将逐步掌控全局，洪秀全则逐渐沦为象征性的存在。
然而，年轻的石达开在面对复杂矛盾时，未能做到沉住气，缺乏长远眼光与大局观，往往受点委屈便急于找回尊严，而不懂得隐忍以图更大的利益。历史上，孙策、韩信乃至越王勾践、北周武帝宇文邕、明成祖朱棣等人，都是因善于隐忍而成就一番伟业的典范。倘若石达开具备刘彧一般的忍耐力，或许太平天国的历史将会改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