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曾提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是一次戏剧性的转变，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国家发展路径的根本变化，并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首次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古老国情与崭新使命之间、乌托邦式的革命承诺与现实政治实践中构建起稳固的政治秩序，以重塑这个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国家，并对社会发展的长远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将建国初期的历史归为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范畴，随着社会科学视角的引入，这一时期的探讨正从单一的历史分期转向具体的议题研究。本专题旨在围绕“议题”而非单纯的时间段，深度剖析新中国建立初期丰富多彩且波澜壮阔的历程。专题依次展开，首篇以“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起点，从“国家形态”的角度回顾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接着深入分析1949年后关于中国不同视角的研究，如专题一关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考，专题二聚焦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专题三探讨官僚监督与国家能力构建，专题四关注群众动员、政治运动与革命教化政体，专题五研究乡村改造与变迁，最后专题六着眼财经秩序、生产与经济秩序的重建，以及专题七讨论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下个体心灵与集体生活的交织变化。
鸣谢部分：
专题策划人：陈立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政治概念史及政治学理论研究，代表作有《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等。
摘要部分概述了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文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群众运动中，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权力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农村社区的持续介入、基层精英的监控以及乡村民众的广泛动员，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有效推动了国家意志的贯彻和乡村社会变革，但长期来看也造成了乡村治理常规化的困难和社会运行常态与变革动力之间的矛盾。
文章主体部分详细阐述了群众运动的运作特征，包括国家如何运用各种权力技术进行乡村动员，基层精英在多重角色间面临的张力，以及乡村民众在组织性依附下的行动逻辑。其中强调了物质激励、宣传口号、情绪调动以及典型示范等动员手段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同时揭示了群众运动在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资源再分配、权力结构调整和民众参与等方面的重要功能，以及由此带来的利弊得失。
最后，通过对土地改革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等多个时期群众运动的连续性观察，本文进一步论证了群众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策略的核心地位，以及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对乡村政治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群众运动逐渐淡出主流舞台，但其在国家建设与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深入反思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