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万多年前，现代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但真正实现野生作物驯化、推动农业革命，并以此为起点开启文明历程的，仅为少数族群。而在此后的五千多年间，能够建立辉煌文明并将其与包容和谐的政治理想以及大一统治理体系完美融合，构筑起多元一体且延续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文明型国家，唯有中华文明独树一帜。中华文明摇篮所在的地域山川壮丽，环境丰富多元。江河如经络贯穿，山脉似骨骼支撑，形成浑然一体的地理结构；同时又因高山流沙划分出多样化的地理单元，东南濒临浩渺海洋，西北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在多元发展进程中孕育了独特的文明基因，铸就了中国以农立国的重要基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万年以前南稻北粟双作物农业体系的诞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催化了亲情纽带，催生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定居氏族社会，进而成为庞大政治组织的根基。对家族繁荣的责任感和对祖先的敬仰之情，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确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基石。在掌握农时的过程中，华夏先民仰望星空，俯瞰大地，通过对宇宙运行、万物生长奥秘的独特洞察，实践“天人合一”的信仰，尝试沟通天地，协调自然与人类关系，从而促进万物繁盛和社会进步。
约六千年前，各地域在自身深厚传统的土壤上绽放出各异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分别在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将“天极宇宙观”发展成以天极神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体系，并通过精美绝伦的玉器来彰显力量、凝聚人心；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则在日常庆典、丧葬仪式中使用成套陶器标识身份等级，初步形成了早期的“礼制”，规范社会治理；庙底沟文化雄踞黄土高原，通过大型公共建筑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展示能力与权威，成为了集体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践行者。
各地区在独立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碰撞，彩陶艺术、美玉精神、权力象征及饮食礼仪广泛传播，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中，距今五千年左右，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良渚文化集各家之所长，锐意创新，大规模城址、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代表王权军权的玉钺以及蕴含“天极宇宙观”信仰的成套玉礼器标志着中华文明正式成形。
距今四千三百年前后，源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小麦、羊、牛等物种传入中华大地，为古老文明注入新的活力。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应运而生，以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为核心，建立起早期国家形态。天文观测设施用于确定节气，大型“王墓”中的异域仪式用品则展现着其掌控四方的能力。《尚书》所载帝尧分命四方，推算历法，指导农事，或许不仅是传说，更是反映了从“天极宇宙观”向“天下政治观”的重大飞跃。
距今约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间，二里头文化占据洛阳盆地这一“天下之中”，进一步实践“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夏王朝的崛起，是环嵩山地区龙山社会与各方势力激烈碰撞、交融互鉴的结果，《禹贡》的雏形可能便在这个时期形成，作为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战略智慧方案。夏禹治水的足迹，犹如文明的曙光，照亮了一片宜居宜耕、物产丰饶的土地，九州之地因其功绩，拥有了实现统一的充分理由。
商周两朝一脉相承，无论文化还是政治制度均有所传承与发展。商人称其都邑为“中商”，围绕四周设立东、西、南、北“四土”，并建立“内服”与“外服”制度，使得“天下政治观”得以具体化为实际的政治架构。
约公元前11世纪，完成克商伟业的周人以“天”取代商人的“帝”，强调天道至理与圣君感应，衡量君主是否有统治天下的“大命”，其唯一标准在于是否具备“德”，而德的核心便是“保民”。《尚书》中的名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标志着具有人文关怀的新政治思想破茧而出，使宗教性的“天下政治观”走向世俗化，实现了“天人合一”信仰的道德化转型。在此基础上，周人以宗法分封制成功构建起世界上首个广域多元国家，奠定了延续至今的“大一统”政治传统。
近代以来，基于西方学者提出的“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概念的解构之风盛行，甚至有人提出古代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整体仅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考古探源研究明确揭示，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并开启了“文明型国家”的宏大构想与坚实实践，展现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家国同构、多元一统、协和万邦的卓越智慧。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