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陈寿对刘禅的评价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刘禅的治国能力与他身边贤相佞臣的影响力息息相关。在诸葛亮辅佐期间，《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这意味着当刘禅听从如诸葛亮这样的贤明丞相的意见时，能够成为一个遵循正道的君主；反之，若受到宦官等奸邪小人的迷惑，则会成为昏庸无能的统治者。
    诸葛亮深谙刘禅的弱点，在《出师表》中明确提出两个关键建议。首先，他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一众贤才，并详述了他们各自的才能与职责。刘禅采纳了这些人才，尤其是蒋琬和费祎相继接掌国政后，蜀汉保持了长达19年的政治清明。然而，当这些忠良相继离世后，刘禅开始亲信宦官黄皓，导致朝政逐渐陷入混乱。
    其次，《出师表》强调了北伐的重要性，这是蜀汉立国之本。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仍坚持北伐政策，尽管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但他始终支持姜维固执地进行北伐行动，直至蜀汉灭亡前夕。
    令人惋惜的是，诸葛亮去世后，刘禅未能始终坚守《出师表》中的教诲，尤其是在识别贤臣与佞臣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黄皓干预朝政，垄断言路，使得包括大将军姜维在内的众多大臣难以正常进谏，这直接加速了蜀汉的衰败。正如《三国志·后主传》所述，“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综上所述，《出师表》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对刘禅的深刻理解和苦心规劝，更是蜀汉兴衰转折点的关键文献。刘禅前期能在群臣辅佐下维持国家稳定，后期却因不能识人用人而走向衰亡，充分验证了陈寿对其“任贤则兴，惑佞则颓”的精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