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弟弟妹妹一年补习费就高达20万”，叔叔这番话在我家激起强烈震撼。居住在湖南省省会城市的叔叔一家，其六年级的女儿与即将幼儿园毕业的儿子均涉足课外教育的深水区。堂妹每周紧锣密鼓地参加数学和英语补习班，并学习一门乐器，暑假即将冲刺十级考试；而堂弟虽年幼，却已踏入早教课堂。公立学校的学费相对较低，因此这20万巨款主要流向了各类补习课程。我们家地处广西东北部的小县城，收入水平与这20万补习费相去甚远。家中初三的女儿，在上学期因成绩下滑及跟不上学校教学节奏，爸爸曾安排她参加了8节英语补习课，效果显著，英语成绩提升了约30分。父母对此欣喜不已，原计划本学期继续补习以拉大与其他同学的英语成绩差距。然而，当得知每节课高达300元的费用时，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现实让父亲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在省城，这一看似高昂的价格却被视为高性价比的投资。堂妹参加的1对4数学辅导课，每节收费仅200元；相比之下，我妹妹虽然单节300元，却是专享的1对1辅导。婶婶透露，若堂妹也选择1对1数学辅导，价格将远超300元。此外，堂妹目前仅为六年级，而妹妹已是初三，年级越高、临近中高考阶段，补习费用通常呈指数级增长，故堂妹未来的补习花费仍有极大的攀升空间。
更为直观的例子来自婶婶同事的孩子——同为初三学生的他，寒假开始便投入一对一补习，目标直指四大名校，因为一旦考入，意味着极大概率能进入985或211高校。他的补课费令人咋舌，接近2000元一节，是我家妹妹补课费的6倍以上。尽管如此，在省城这样的收费标准并不罕见，尤其若找名师辅导，费用只会更高。
二
“湖南的教育竞争激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但又觉得卷不动。”婶婶的感慨从她讲述补课经历中流露出来。堂弟堂妹与我家妹妹都在补课，但背后的家庭动机却截然不同。妹妹补课是出于成绩下滑与跟不上班级进度的迫切需求，而堂妹虽然成绩优异，却是在周围人的普遍补课氛围驱使下加入其中，生怕落后于人。前者由实际需求驱动，后者则源自竞争焦虑，显得更为被动。
省城的教育压力远非小县城所能比拟。基础性的课堂知识补习只是入门级操作，更多学生投身奥赛和各类竞赛辅导，甚至不惜暂时放弃常规课程。这种玩法往往属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普通家庭只能围绕高考目标集中发力，即便如此，多年准备和家庭全力付出也是常态。
回溯我的学生时代，直至初中我才开始接触补课，集中在初一和初二，缘于小学成绩欠佳未能进入优质班级。当时补课并非主流，而到了妹妹这一代，从小学起就开始接受课外辅导，补课现象愈发普遍，反映出一代代孩子所面临的学业压力与家庭负担不断加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间，我国家庭在教育支出上的平均值持续上升，分别为5707.20、7032.33、8312.19元。
日益攀升的教育投入，一方面凸显出我国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谢宇教授和李汪洋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无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普遍极高。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望子成龙”观念似乎转化为“望子拿高分”的执着追求，背后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我国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化，尤其是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深入人心，教育成为许多人实现阶层跃升的唯一通道，尤其对于底层弱势群体的孩子。教育文凭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权威性，使其成为一种“社会共通资本”，学历成为了获取各种社会与经济优势地位的基础。
家长们热切期盼孩子们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比自己过得更好。“恩往下流”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倾尽全力只为托举孩子的未来。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自1999年扩招以来从10.5%跃升至59.6%，高等教育文凭的价值似乎在逐渐缩水，“学历贬值”的声音此起彼伏，如同孔乙己身上的长衫，映射出人们无法获得预期回报的困境。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并未达到理想平衡，教育投入产出的不平衡日渐显现：高考前的投入可以无上限增加，而考试后的预期回报却在减少。尽管如此，家庭对教育的投入热情未减，现代教育犹如一场赌注巨大的博弈，全家之力押注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三
本文以补课开篇，亦将以补课收尾。
面对“双减”政策的号召，我国政府总体上反对过度补课，相关政策清晰可见：2015年6月30日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2021年9月6日，再次发布《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这些政策直击各类补课形式，旨在减轻学生负担，促进教育公平。
“一刀切”的政策执行后，诸如我们所在县城的多家专门补课机构纷纷关闭，仅剩艺术培训类仍在运营。各地老师纷纷表示不再进行有偿补课，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然而，实际情况是，补课并未消失，而是转入地下，这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一方面，补课隐秘化后，需要特定关系才能找到补课老师；另一方面，由于补课被明令禁止，导致补课渠道锐减且风险加大，补课价格随之飙升。这两方面的影响无疑加剧了没有关系、相对贫困家庭在教育竞争中的劣势，无形中扩大了教育的不平等。
补课之所以难以根除，根源在于市场需求始终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社会视读书为唯一的出路，更重要的是，现行教育体制是一种考试制度。因此，补课热潮或许并非家长和学生主动选择“内卷”，而是教育竞争压力普遍增强的深层反映。如果压力不大，即使开放补课市场，参与人数也有限；反之，如果压力巨大，即便严令禁止，补课也会暗中滋长。只要考试制度不变，追求高分的需求就不会消失，进而可能提高分数的补课行为也将延续。因此，对于“双减”政策，家长们未必全然满意。
除了补课，婶婶还提及了另一项政策：部分地区为了减负决定小学期末不再进行英语考试。查阅资料发现，这或许是参考上海市教委2021年8月3日发布的《上海市中小学2021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婶婶对此评论：“虽然小学不考了，但将来高考还是要考英语，所以该学还得学。”设想若小学阶段英语的重要性降低，那么为了保证高考竞争力，这部分缺失的学习恐怕会在课外得到补偿，教育公平是否反而在正式制度保障下进一步加剧失衡？
教育改革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围绕“双减”推出的各项政策，初衷良好，着力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必须警惕，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防止教育这条原本应当公平的道路日益走向精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