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中国司法系统对数起备受瞩目的重大案件罪犯执行了死刑判决。其中，包括背负7条人命的“女魔头”劳荣枝，以及震惊全国的“北大学子弑母案”主角吴谢宇、“重庆姐弟坠亡案”的主犯叶诚尘和张波。随着正义的铁拳落下，社会舆论普遍为之拍手称快，受害人家属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然而，针对吴谢宇案，一小部分网友提出了“法外施恩”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吴谢宇的行为严重违背法律与道德底线，但鉴于其家庭教育背景及北大高材生的身份，若能留其一命，让他深度反省，或许能促使他以另一种方式回馈社会。吴谢宇的辩护律师郑晓静更是提出，吴谢宇在案发时已处于精神崩溃状态，并申请对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然而法院并未批准这一请求。
郑晓静律师进一步指出，不仅吴谢宇可能存在精神问题，劳荣枝、叶诚尘等案件中的被告同样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并呼吁对所有死刑犯强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以避免因表面“望诊”而造成的误判与错杀。
看似合乎情理的主张，在精准精神心理学领域却引发了深入思考。强制性对所有死刑犯进行精神鉴定的做法，虽然在理论上有助于减少误判，但在实践中可能给罪大恶极者提供逃脱严惩的机会，从而导致更大的公平缺失与司法错判。首先，犯罪行为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人格障碍，这一点在司法精神鉴定中常被忽视。现行的精神病学与法学结合的司法鉴定体系存在局限性，尤其在我国，精神疾病的认定更多依赖于司法人员的第一印象，而非全面深入的专业精神鉴定。事实上，即便在精神医学界，许多专家的认知尚未跟上学科发展，对人格障碍的识别能力并不理想，这使得大量具有严重人格障碍的重案罪犯得以逃避应有的法律制裁。
此外，滥用司法精神鉴定机制将引发更深层次的公平问题。一方面，罪犯可能利用精神病症状伪装，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罗森汉恩实验所示，正常人模拟精神病症状即可轻易被收治入院，这种现象揭示出精神科医生仅凭表面症状诊断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若对所有死刑犯实施强制精神鉴定，或将为唯利是图的辩护律师创造机会，通过精心策划和误导，使罪犯借助“精神病”借口减轻罪责，从而造成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回顾“清华毕业谷歌工程师杀妻案”，凶手陈立人就试图以精神疾病为由拖延审判进程，引发舆论关注。如果每一位死刑犯都接受司法精神鉴定，无疑会加大此类争议出现的可能性，让司法鉴定陷入尴尬境地，甚至成为某些罪犯逃脱罪责的工具。
因此，法院拒绝对吴谢宇、张波、叶诚尘、劳荣枝等人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无疑是基于严谨的判断和对司法公正的坚守。对于那些犯罪时意识清晰、无明显精神病症状的罪犯，应当依法裁决，让他们直面法律的严厉惩罚。
总结而言，司法精神鉴定的应用必须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防止被滥用而导致更大的不公与法律漏洞。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的天平始终稳固，守护住社会大众心中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