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张齐提出了关于建立父亲育儿假制度的建议，旨在实现育儿责任的平等分担，加强亲子陪伴，并进一步促进生育支持和缓解我国日益凸显的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自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滑，0~14岁人口比例仅为17.95%，女性在就业与生育间的矛盾也愈发尖锐。部分职业女性由于性别歧视或家庭照顾压力而被迫在事业发展上做出妥协，使得“不想生”、“不敢生”的现象频现。育儿假作为产假与陪产假的延续，父母双方均可享受，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提供3年休假并保障最低工资。至70年代，育儿假制度逐渐被欧美国家采纳，目前全球已有约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育儿假政策，如德国父亲可享有一年假期，挪威夫妻则共可休57周育儿假。
近年来，国内对育儿假的关注度持续升温。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草案中已明确提出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再度建议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并提出设立30-42天的父亲育儿假以鼓励生育。
尽管我国多个省市已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用人单位给予育儿假，但大多停留在政策层面，缺乏具体立法保障。例如，江苏省于2018年率先通过相关权益保护条例，提倡男方在女方产假期间享有不少于五天的共同育儿假；上海、北京等地实行子女满三周岁前，父母每年可享五天育儿假；天津、广东等省市将育儿假延长至十天；安徽、重庆等地更将育儿假适用年龄上限提升至六周岁。
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指出，在当前父亲陪产假基础上增设父亲育儿假，不仅有利于保障男性职工权益，平衡家庭育儿分工，减少职场对女性的歧视，更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尚不完善，多数地区仅停留在政策阶段，导致育儿假的具体落实面临困境，如休假期间的工资发放、生育保险覆盖等情况均未有明确规定。
同时，杨健强调，父亲是否选择休育儿假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传统观念中的育儿角色认知，往往使身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父亲在休假期间难以获得与工作时相当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其休假意愿。此外，传统文化观念与性别偏见使得许多父亲主观上不愿承担育儿任务，如在日本，尽管政府提供了长达52周、期间发放约60%工资的育儿假待遇，实际选择休假的父亲却不足3%。另一方面，严峻的社会竞争压力也使得许多父亲为了职业稳定和个人发展，对休假带娃持谨慎态度。
从“父母共享育儿假”的理念提出到将其写入法规，无疑为劳动者带来了福音，彰显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通过推行育儿假制度，有助于减轻育龄夫妇的生活压力，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建设的高度重视。然而，杨健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如何有效破解育儿假落地难的问题，仍需社会各方在配套保障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他特别提到冰岛的育儿假模式，该国自2003年起给予每对夫妻九个月的带薪育儿假期，并且公立幼儿园普及率极高，这种优越的育儿假制度与冰岛成为欧洲女性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密切相关。
两会期间，张齐代表进一步建议构建分级共担育儿假成本机制，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育儿假带来的成本，明确多元责任主体，包括企业、生育保险基金和政府财税政策等，并强化政策执行监督与惩罚措施，探索灵活休假方式，力求在提高育儿假使用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对此，杨健呼吁国家应考虑通过立法手段来推动父亲育儿假制度的实施。他认为，帮助育龄夫妇减轻育儿负担不仅有利于生育率提升、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提升人口素质，对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意义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