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古人类演化历史的研究中，我国因其丰富的早-中更新世考古遗址而占据重要地位。长久以来，中国的早期石器技术被贴上“停滞不前”和“相对原始”的标签，其特征被认为类似于奥杜威工业。然而，随着学术界对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技术多样性和特殊性的深入探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可能存在的技术创新以及环境适应因素对中国早期古人类文化演进的影响。近期，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携手国内外科研单位共同进行的重大突破性研究，聚焦于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遗址的石器技术特性，并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研究成果。他们揭示了欧亚大陆迄今为止最早的“准备石核技术”，这无疑为泥河湾盆地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旧石器研究打开了全新的篇章。
被誉为“东方人类故乡”的泥河湾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东北部、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区域。其中，位于阳原县东部的岑家湾台地遗址，年代可追溯至约110万年前，是百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的重要据点。自198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谢飞研究员发现该遗址并主持多次发掘以来，2019年裴树文团队对其进行补充发掘，出土超过2000件石制品及丰富的动物化石，使之成为泥河湾盆地内遗物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
通过对岑家湾遗址拼合组进行系统分析及高精度3D扫描，研究团队重建了古人类剥片技术和工具修理策略，证实该遗址存在“准备石核技术”。这一先进技术表现为生产具有特定标准的最终产品，如通过精心选择原料、预制石核台面和剥片面等步骤，制造背面平坦的薄石片；同时，古人类还能有意截断薄石片制作成尖状或钻孔工具，展现出了高度的层级化、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石器技术水平，打破了以往认为该地区石器技术仅停留在简单似奥杜威工业阶段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岑家湾遗址中的“准备石核技术”不仅在拼合组中得到体现，还发现了各个剥片阶段的产品，以及具有相似修理模式的单个尖状器和钻器等工具，有力证明了该技术的存在及其在当时古人类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这些发现充分展示了岑家湾古人类卓越的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包括原料管理能力和长序列剥片技艺。
“准备石核技术”起源于模式2阿舍利技术阶段，通常被认为是阿舍利工业体系的关键元素。而在岑家湾遗址发现此技术意味着，早在110万年前，生活在泥河湾盆地的古人类已经具备与阿舍利人群相当的认知和技术能力，但因适应当地燧石原料和高纬度生态环境，他们选择了制作小型工具而非大型阿舍利工具，显示了其对资源环境的高度适应策略。
裴树文研究员指出，尽管手斧作为模式2技术的显著标志广为人知，但在研究过程中应转变观念，将模式2技术理解为具备相似生物特征、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古人类所创造的一种综合技术形式。此次研究表明，具有阿舍利技术水平的古人类在中国北方地区至少在110万年前就已出现，比之前报道的华南地区距今80万年的模式2技术产品提早30万年。
这项研究成果对中国北方广泛存在的小尺寸石制品的研究理念、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的演化革新以及东亚地区阿舍利技术的起源扩散问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它也揭示了泥河湾盆地在构建东亚百万年人类演化和行为发展模式研究领域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未来对该地区古人类信息的系统研究，将进一步丰富“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内涵，有力支撑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的宏伟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