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俄乌冲突迈入第三年，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贸易纽带被无情切断，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地位遭遇了严重挑战。为了填补俄气缺口，德国被迫转向中东及美国高价购买液化天然气，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飙升、产品竞争力下滑，众多核心企业或破产，或迁移至美国，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经济的根基。
这些企业的流失直接影响了德国政府税收，2023年德国GDP增速出现负增长，多年未见的贸易逆差成为常态。面对如此困境，按照常规逻辑，朔尔茨政府应竭力提振实体经济，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却做出一个令国内外普遍困惑的决策——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麻管制最为宽松的国家。
日前，德国联邦议院以407票赞成、226票反对及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自3月22日起允许个人和非营利组织有限度地种植和持有大麻，规定每人可合法种植不超过三株大麻作物，并持有不超过25克的大麻；同时，规模不超500人的俱乐部将获准进行更大规模的非商业性种植，但严禁向未成年人开放。
对于这一举措，在我国看来实属匪夷所思，毕竟大麻被全球公认为三大毒品之一，理应严格禁绝。然而在西方社会，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推动大麻合法化似乎已成为许多政客追逐的潮流。继加拿大、美国多州之后，比利时、荷兰、芬兰等欧洲国家纷纷跟进，如今德国亦紧随其后。
德国卫生部长声称此举旨在打击黑市交易并保护未成年人，但这番言论难掩其背后的伪善。显而易见，大麻合法化只会加剧吸毒人群的增长，即便在法案出台前，德国已有约450万人吸食大麻。一旦大麻种植产业规模化，其高度成瘾性无疑会让更多德国人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涉毒，从而形成吸毒人口持续扩大的恶性循环，美国波特兰、费城等地出现的“僵尸街”现象便是有力佐证。
西方国家对毒品采取放任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并不认为保护国民的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民众因吸毒家破人亡，政府往往视若无睹，正如美国警察不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一样；二是政府觊觎毒品行业的高额利润。以德国为例，政府虽表示要打击大麻黑色产业链，但实际上并未体现出对国民福祉的真正关心，反而借机从大麻合法化中敛财。在西方，大麻行业丰厚的利润早已让各级政府垂涎不已，相关产业链上已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通过收买和游说民选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来推进大麻合法化进程。这样一来，他们既能免于政府打击，还能共享暴利，所交之税实际上变成了给政府的保护费，至于民众是否会因此受害，他们并不在乎。
在美国，民主党政客甚至将大麻合法化当作拉拢选民的工具，因为即使染上毒瘾的选民仍有投票权，自然倾向于支持那些赞同自己“享乐”政策的政客。这与近代中国深受毒品侵害的历史记忆形成鲜明对比。晚清时期，鸦片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军队战斗力下降、全社会萎靡不振，这段历史使得我国对毒品管控异常严格。讽刺的是，当初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正是今日逐渐走向“大清化”道路的西方列强，这种自我沉沦的现象恰恰折射出金融危机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的衰落趋势。
历史告诫我们，对成瘾性物质管制的放松往往预示着社会活力衰退与政府控制力下滑。当政府在军事、经济等领域无法取得显著成绩时，往往会转而在其他领域放松管制以转移公众注意力。德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工业化蓬勃发展，经济繁荣昌盛，从未考虑过大麻合法化问题；而今德国陷入技术性衰退泥潭，朔尔茨政府的支持率不断滑坡，放宽大麻管制成为了分散民众不满情绪的一种手段。然而，日渐疲软的德国经济又怎能指望仅凭收取“大麻税”来填补财政黑洞？从那些深陷毒瘾者的生活现状来看，朔尔茨政府的如意算盘恐怕终将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