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一次电话，这也是在旧金山会晤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电话会。在随后由新华社和白宫发布的详细消息中，双方均称这次谈话是“坦诚、建设性的”（candid and constructive）——这在中美双方的外交术语中，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坏评价，也指明了本次电话会中既认知到风险和底线，又期冀合作和稳定的态度。

事实上，电话会的涉及十分广泛——在双方通报中明确指出的就至少包括几大类别，即主权和人权问题（涉台、涉港和南海问题）、安全问题（经贸科技产业限制措施、“去风险”）、国际冲突问题（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和未来对话沟通方向（两军沟通、禁毒合作、人工智能治理、气候变化和高层官员互访等）。《纽约时报》在提及本次谈话时在标题中写到“从乌克兰到太平洋”，这也凸显了涉及话题在“空间维度”上的广泛以及主题上的多样。

从中方的新闻通讯来看，习主席首先提出的是中美关系的“第一粒纽扣”、总原则，即战略认知。在“不能不来往不打交道”、“不应该走回头路”、“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战略认知下，习主席提出了“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的三原则，实际上就是以不冲突、不折腾的态度，沿着2023年11月旧金山会晤确立的方向前行。在具体事务上，中方把中国台湾问题放在了首位、“红线”地位，并具体关注了美国“去风险”的经贸科技政策。

而美方的通讯中则明确指出了合作和差异领域。美国方面将关于芬太尼的禁毒合作、两军对话、人工智能风险和气候变化等领域认定为中美取得了合作进展的领域；但同时，其也强调了对台海和平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国防工业重建相关问题的关切，并明确指出将限制中国在经贸科技领域的所谓“非市场经济行为”以“维护美国安全”。

双方的描述事实上都在给共识留有余地。例如，中方强调了美国应落实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美方也表示不支持“台独”，但重申其对台海和平的关切。而在经贸科技领域，看似双方持有比较分歧的立场，但仍是留足了腾挪转身的空间：在中国方面，中方并不直接挑战“去风险”的正当性，而是指出美方制裁打压中国企业行为并不能真正“去风险”，反而“制造风险”；而在表态“不会坐视不管”的战略模糊的同时，也同样给出了“大门始终敞开”的积极话语。而在美国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首脑电话会前进行了一次会前筹备会，其中特别强调了“去风险”而非“脱钩”——而这也在中方通讯中拜登总统“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中被体现出。

然而，“去风险”本身也是极富战略模糊的话语——什么是风险，怎样去除，怎样评估是否已经完成了去除，均是可以灵活处理的暧昧空间。总的来说，双方在强调合作的同时，也为分歧问题在未来的解决留下了战略模糊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如何被逐渐解释和定义明晰，更取决于此后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具体事件和政策。这样的“余地”或者战略模糊也恰恰反映了现代外交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性——现代国家间外交在绝大多数时刻不会是“你死我活”或者“绝好极坏”的二元对立，而是建立在竞争合作基础上建构、获取和维持国家利益的复杂博弈。

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之复杂，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之繁复，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某一次谈话得到奇迹般、史诗般地解决，旧金山峰会不是这样的，此次电话会谈更不会。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很难有什么“尤里卡时刻”，使得两国关系立刻明晰，或“亲如密友”，或“视若仇寇”。更现实的路径是，中美关系是一条漫长的路——中美领导人旧金山峰会的确指明了道路，但仍需双方一步一步向前走，需要双方的政府、社会、民众的共同参与。

而正如美国筹备会纪要指出的，本次电话会更多是用以“检视”（Check in）两国元首旧金山峰会之成果，是未来还会继续开展的首脑外交活动中的第一次。电话会后，美国财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再次访华，而两国国防部长的通话也将在不久后开展。正如筹备会上美国匿名高级官员表示，双方都意识到，真正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相互间关系是重要的——这样看来，也这次通话本身并不能实质上改变什么，但它至少是中美旧金山之路上极具象征性的一步——其所象征的，是一个需要一步步切实走下去的，又令人多少有些期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