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2万，受伤人数来到7.4万。在此之前，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应该阻止巴以冲突的继续，并认为“两国方案”才是永久性解决巴以冲突的最好方式，但美国却坚持站在以色列一边，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地面的所谓“自卫”军事行动。

但如今美国的风向也在变化。首先就是，美国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虽然这份草案遭到中俄联手否决，理由是在立即停火和停火时间上含糊其词。但这份草案在保护平民等国际社会关切的要素上有所提及，说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态度已经软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而美国向安理会提交巴以冲突决议草案的举动，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拜登通话时就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只有进入拉法地带，才能彻底消灭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势力，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拜登则对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进入拉法将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以色列不应该采取一种过激的行为。

安理会

为了解决这一分歧，内塔尼亚胡已经承认，在未来一周内将会派遣官员访问华盛顿，协商是否应该采取一种新的方案。

很明显，美国在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的态度上，出现了转变。在此之前，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一直都是“双标”，一边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火，一边表示要求以色列尽可能地减少人道主义危机。

甚至从去年巴以冲突开始，美国多次在安理会一票否决要求巴以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美国一直在为以色列的地面军事行动站台，比如肯定以色列的自卫权，谴责哈马斯发动“恐怖主义”等。

巴以冲突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战争持续半年之后，美国为什么提出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南部的军事行动，这背后显然是有玄机的。

拜登政府这一举动，在我看来主要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限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大影响力；二是，为了今年11月5日的美国总统大选。

援引外交部网站消息，3月17日，中国外交部大使王克俭在访问卡塔尔期间，会见了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就加沙冲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没有对外透露更多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中方已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力，我们以前说过要维护国际正义和公道，如今我们将出手主持正义公道。

这一点很容易判定，因为在之前的3月14日，王克俭还访问了以色列，与以色列外交部政策研究主任因梅瑟以及亚太事务副司长沙格瑞举行了会谈。

这种中东“穿梭”外交，透露出的是我们准备更大力度地斡旋巴以冲突，将停火止战的呼吁落到实处。而中国斡旋巴以冲突，所带来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在中东影响力的提升。

但美国显然不可能接受中国主导中东事务，所以在意识到不妙后，开始转变态度，要求以色列见好就收。同时此举也能契合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意愿，安抚周边国家对美国的怨气，保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不受动摇。

我们都知道，中东地区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的核心势力范围，是美国石油霸权和金融霸权的根基。一旦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全球霸权受到动摇。

拜登

另一方面，就是拜登现在正面临新一轮的美国总统选举。而对手依旧是其所熟悉的特朗普。过去，拜登政府在巴以冲突上，一边倒地支持和默许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犯下累累罪行，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在美国内也是引发不满，包括民主党的选民也是如此。

上个月，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士兵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门前自焚事件，此举更是激起了美国国内反对以色列的浪潮。

比如美国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就表示，拜登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行为，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开放边境，让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加沙地带正在出现本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决不能成为共犯。

以色列总理

所以说，如果拜登政府继续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将会成为特朗普攻击自己，拉取选票的一个绝佳理由，从而影响到拜登的竞选支持率。因此在大选造势开始前，拜登政府需要推动巴以冲突实现停火，因为只有这样，巴以冲突就不会成为对手攻击自己的手段，反而还会成为拜登政府的一项政绩，用于拉取民众支持率。

综合以上2点原因，在维护中东战略稳定以及美国内大选需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从支持以色列逐渐转向斡旋巴以冲突。而随着美国态度的微妙改变，以及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反对和压力，留给以色列的时间可以说已经不多了，是站在世界对立面，还是顺应世界呼声，对于以色列政府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同时也是人类公平正义与霸道野蛮之间的对抗。

结论：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支持以色列自卫军事行动转变为斡旋巴以冲突，这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对中东区域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未来总统选举的影响。这种变化给巴以双方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引发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关注和讨论。
建议：作为受影响的巴以双方，应积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如联合国特使团、安理会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帮助。同时，也要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如美国态度的变化可能会对其利益产生影响，需提前做好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各国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区域和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