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3月20日讯（研究员张玉虹）东北不止有“冰雪冻梨锅包肉”，更是国家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基地，同时也是东北亚地区的中心，东北地区发展对维护国家产业、粮食、能源、生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近日，财联社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推出《东北城市投资指数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那么，东北地区的吸收投资能力如何？为什么呈现如今的景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在接受财联社专访表示：东北地区吸收投资缺乏连续性，东北地区整体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市场化程度远远滞后于我国东部地区，受国家政策影响大。

财联社：根据《东北城市投资指数报告》数据分析发现，关内对东北地区上市公司的投资中，资金的来源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城市，而且广东、上海这些资金丰富、投资活跃的地区，对东北的投资越来越少，只有河北、北京、海南对东北的投资逐渐增多。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窦勇：一般来说投资人倾向投资熟悉、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广东、江浙一带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投资机会比较多，商业气氛比较浓厚。因此，这些市场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倾向于到熟悉的商业环境去投资。

河北、北京对东北投资增多，更多的是区位原因，以及文化相近等因素。像广东、江浙一带资金丰富、投资活跃的地区，投资机会很多。考虑投资目的地时不仅仅是国内，还有国外，很多投资人考虑全球化布局。

财联社：在对东北与关内地区的跨界投资（被投资企业与投资企业分属不同的行业）研究中发现，东北向关内投资有一定的向产业链上游投资的倾向，而关内向东北投资则有一定的向产业链下游投资的倾向，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东北自身的产业体系不够健全，但东北自身的市场优势对关内资金有吸引力？还是因为东北的上市企业有较强的产业链控制能力？

窦勇：产业链的上游一般具有基础性、原料性一些特点。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形成了矿产材料化工的产业体系。东北整体居于产业链的上游，在这方面有产业优势，所以东北向关内投资要投资自己具有优势的上游。而下游的更多的是面向市场、面向终端、面向消费者，关内的公司在这方面相对于东北有优势，所以要投自己的优势。不管是东北向关内投资，还是关内向东北投资，其实都是投自己优势的方向。

此外，东北的大化工，大机械制造、煤电、材料这些产业链上游的行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国家相对来说管控比较严。比如，要上一个乙烯项目，要审批，要统一计划以免造成产能过剩。下游一个食品厂或者一个服装厂，多一家少一家对产业没什么影响。但是上游一个几十万吨的新项目，对下游的影响非常大，国家在这方面控制审批，行业有进入壁垒。另外像这些上游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投资门槛也比较高。

财联社：连续稳定的投资对地方的产业发展很重要，但在对（上市公司）吸收投资连续性这一指标研究中发现，只有很少的城市能够获得连续稳定、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投资，特别是沈阳市这一维度弱势比较明显。这一指标反映的问题和平时研究中的认知是否一致？

窦勇：这跟我的认知一致。东北招商引资总量规模不大，多一笔少一笔，都会形成明显的波动。另外，市场化程度不高，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投资波动性就比较大。虽然已经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但东北还是残余了比较多的政策性、计划性，所以投资很容易受政策影响波动。

2003——2012年这个期间可以说是东北振兴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东北地区年均增速达到了10%，吸引的投资总额全国领先。但是到了2012年之后，就是断崖式下跌。为什么缺乏连续性？因为在这10年间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像东北的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企业资源税所得税优惠，棚户区改造，采煤沉陷区的安置等等。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但是一旦政策红利结束，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财联社：吉林、黑龙江的部分城市，在吸收关内投资方面（综合看吸收投资的绝对值和关内投资的比重），比地理位置更有优势的辽宁省城市更加突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窦勇：吉林和黑龙江比辽宁的要素禀赋优势更为明显。比如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农业，辽宁比不了。要吸引投资，需要在某一个领域要素禀赋优势非常突出。比如黑龙江，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暴涨，增速很快。黑龙江的区位优势就凸显出来，吸引了大量相关投资。

（财联社记者 郭松峤）

结论：
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针对该地区的投资需求。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基地，同时也是东北亚地区的中心。然而，东北地区的吸收投资能力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为资金来源地集中在少数城市，而且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此外，文章还揭示了东北向关内投资的趋势，认为其背后的因素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够健全和市场优势对关内资金有吸引力。
建议：
1. 对东北地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部市场的吸引力；
2. 加强产业规划，提升产业结构层次；
3.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减少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
4. 完善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有优势的产业链上游；
5. 提高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避免市场风险；
6. 引导外资投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