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除了沙特、阿富汗、伊朗这类少数通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大致上，有两类“特殊群体”是不适用于死刑的——未成年人和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的犯罪嫌疑人。

像“邯郸初中生杀人埋尸案”中，三个作案少年分别为12-14岁的初中生。按照2021年3月，新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已满12岁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严重的，经最高法核准的应该负刑事责任。

但这个“刑事责任”，是不包括死刑的。而且，不仅是咱们这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至今还都在认真遵守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禁止对18岁以下的嫌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除了未成年，类似的“免死牌”就当属精神病了。

像今年2月发生的那个震惊中美两国的“陈立人杀妻案”。

按照目前的进展，陈立人那给力的老爹请出的顶级律师团正在给他往精神病上靠。参考之前的某些案例，貌似要被鉴定为精神病，甚至连坐牢服刑都可能会被免掉，直接精神病院住段时间，再接受几次鉴定，认为没威胁后，就能被捞出来了。

比如陈立人出庭时戴着的白头盔，就是因为陈立人有过激烈的撞墙自残行为，所以给他特意罩了个头盔。

显然，这个“自残行为”，也正好跟他爸爸请来的顶级律师团提出的那个“精神病说”对上了号。

对此，还真有专业人士为陈立人的那套“出庭装备”做出了详细科普——红色裤子代表着他是犯罪里的最高等级4级重犯，黄衣服是精神病嫌犯的专用代表颜色。

从这点，咱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司法界，“精神病”嫌犯，还真属于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从衣服配色到关押看守形式都很“专业”。

而且，用“精神病”给嫌犯脱罪，历来也是西方律师们十分擅长的操作。

甚至，连暗杀美国总统里根的那个凶手辛克利，都能以“精神病”为由，成功逃脱法律制裁。

对里根总统连开六枪的约翰·辛克利

当年，辛克利的老爸用尽全力，聘请了顶尖的美国高级律师团队。最终在法庭上“充分”证明——称辛克利在开枪射击里根的那几分钟里“突然”精神失常，属于精神病过失杀人，所以辛克利无需承担“暗杀”罪名，安排住院治疗即可。

要知道，那次的暗杀事件让里根在ICU抢救了48小时，卧床一个月。

现场多个随行人员重伤——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拉迪被击中头部，虽然勉强保住了性命，但落得了个终身瘫痪；其余还有三名受伤者，尤其是特工蒂莫西·麦卡锡，在紧要关头，用身体替里根挡了一枪，结果腹部中弹，差点丧命。

可以说，很多时候，“精神病”，几乎就成了一块“正义之光”难以照到的地方...

痛心的家人，他们又会怎么做呢？

下面，咱们就讲讲一位叫做玛丽安·巴赫迈尔的母亲，她那极端且震撼的复仇形式。

1981年3月6日，西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法庭正在进行无罪宣判时，一位身穿风衣的瘦高女子默默走了过来，当走到离被告席约3米处时，她突然从手包里拿出一支贝雷塔手枪，二话不说，面无表情的对着被告席上的嫌犯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连开八枪。

35岁的克劳斯瞬间倒地而亡，当场死亡。

事件改编的电影《巴赫迈尔案：没有时间流泪 》还原的场景

事后，她站在原地，坦然接受警察的逮捕。

而且，她开枪的时候，周围几乎没有人主动前来强力阻止，就在她身旁，看着她用枪亲手干掉刚刚因“精神病”被宣判无罪的凶手克劳斯。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一个母亲崩溃至此，以至于在法庭直接开枪杀人呢？

那个被当庭枪杀的凶手，为何又要被判处无罪呢，他真的是无辜的吗？

法庭上杀死克拉斯的小口径口径 Beretta 70 手枪

这起案件在西德非常有名，叫做——巴赫迈尔案。

整个案件的经过和侦破，也不算复杂。

1980年5月5日，七岁的小女孩安娜和妈妈吵了嘴，赌气没去学校。

就在家门口，邻居克劳斯·格拉波夫斯基说要带她“看小猫咪”，将安娜诱拐至家中。

克劳斯有过性虐待儿童的犯罪记录，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化学阉割手术。

显然，这个阉割，并不彻底。

他对小女孩安娜进行了长达8小时凌辱，最后用丝袜将其杀害，装在纸箱里抛尸河边。

警方发现尸体时，小女孩手脚有明显被捆绑的迹象，而且生前遭遇了持续侵犯，衣衫不整、身上到处都是伤。

克劳斯算是个实打实的变态，有犯罪前科，手法还极为残忍。照说，定罪并处以刑罚，是应该非常顺理成章的。

然而，辩护律师却以精神疾病为由，力图让凶手逍遥法外。

因为，在克劳斯之间的案件卷宗里，就有克劳斯的精神病记录。

后来的审讯中，克劳斯一直声称，是小女孩肚子饿，主动跟他回了家。女孩勒索他，威胁如果不给钱就要告诉母亲自己被侵犯了。于是，他一怒之下才将其勒死。

辩护律师声称，包括性侵和杀人等行为，都是由于克劳斯化学阉割后的荷尔蒙失调所致。他在猥亵小女孩时正在精神病病发。

1981年3月6日，这起案件二审开庭。安娜的母亲，玛丽安·巴赫迈尔身穿一件宽松的风衣，冷静的坐在那里。

克劳斯继续在法庭上狡辩，说自己作案时处在病发之中，无法自控。而正是小女孩安娜的不断勒索，刺激他发了病。

克劳斯的律师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病”相关佐证材料，逻辑上编排的似乎无懈可击。

最终，法院以精神病为由判处克劳斯无罪，只需进一步接受化学阉割。

法庭上充斥着大家的辱骂声，他们都为那个死去的小女孩感到不甘，可女孩的母亲玛丽安·巴赫迈尔却并表现得很淡定。

当大家准备散去的时候，玛丽安突然站起身来，走上去，对着被告席一枪，两枪…八枪。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周围的人并没有上去强行阻拦玛丽安，而是看着她把子弹打光——枪里只有八颗子弹，这位母亲将自己的所有仇恨与愤怒全部寄托于这八颗子弹之中。

这一幕震惊了整个西德乃至欧洲，全国甚至是很多外国媒体和民众，都对她进行了热情声援。

玛丽安由此获得了一个很厉害的称号：“复仇之母”。

1982年11月2日，玛丽安·巴赫迈尔被以谋杀罪指控接受了审判。

控方律师以玛丽安行动前在工作地持续练习枪法为由，指控玛丽安在蓄意谋杀。

而玛丽安的律师则反击说，即便玛丽安有枪，也不违反联邦德国的相关持枪法规。而且，玛丽安在女儿被害前，也曾在工作地练习过枪法——一个单身母亲买枪自卫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自己想，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练习枪法。

有关当庭射杀的行为，玛丽安的律师辩护说，这是玛丽安在失去孩子的情况下，心理遭遇了严重创伤，这属于一种精神彻底崩溃后的非自愿、突发性的举动。

法庭上玛丽安自己也声称，在掏枪的时候，她仿佛看到了女儿安娜在生前所遭遇的痛苦，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对克劳斯进行射击。

玛丽安和女儿安娜

最终，玛丽安也因为“精神问题”被从轻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不过，1985年6月，玛丽安只服了一半徒刑就被保释出狱。她后来移居尼日利亚，在那里结了婚并一直居住到九十年代。

1996年，玛丽安因胰腺癌去世，年仅46岁。

她被安葬在小女儿安娜墓地旁边。

这对母女在时隔15年后，终于再也不会分开了。

玛丽安去世前一年，1995年9月21日，她曾出现在脱口秀Fliege im Erste里，并且坦然承认，自己当年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计划后，当庭开枪的。目的就是为女儿伸张正义，阻止罪犯进一步散布关于女儿安娜的谎言——我的女儿安娜是被人侵犯后勒死的，她才7岁，杀人凶手却在那里逍遥法外，造谣安娜行为不端、敲诈勒索...

其实，早在1982年的审判过程中，大部分参与者，或许也是心知肚明的。

比如，现场逮捕玛丽安的警察后来回忆说，玛丽安被押上警车时，她曾喃喃的自语——“我想当面朝他开枪，但他在往前走，我只有朝他后背开枪，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一位参与精神分析的医生曾见到玛丽安的本子里写着：“安娜，我为你做了。”

玛丽安的同事也注意到，她曾密集的在酒窖里进行过射击练习，时间就在庭审前不久...

但当年，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沉默。

因为，没有人怀疑她深沉的母爱。

光照亮不了的地方，妈妈可以，而且更快、更准...

以至于事后多年，人对此事的评价是：八枪不是母爱的极限，而是那把手枪的极限。

结论如下:对于“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这一问题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家庭教育作为孩子的成长环境和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发展方向和性格塑造。家庭教育的方法和理念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管理、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能力。
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教育方式也在不断变革。现代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这些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方法的影响。
因此，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帮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有足够的应对策略。反之，如果家庭教育存在问题或者方法不当，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总结来说，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关系到孩子的生理发展，也关乎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因此，家长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采取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方法，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该共同努力，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支持，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