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争议的事实揭示，我国无疑是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治安状况的紊乱同样是社会记忆中鲜明的一章。电影和电视剧作品中的场景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各地层出不穷的抢劫、偷盗案件，这不禁引发我们深思：从犯罪频发到成为世界安全典范，究竟是何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经济驱动下的治安演变】
经济，无疑是解答这一疑问的关键要素。时代的变迁初期往往伴随着阵痛与不适，这种变化恰恰为犯罪滋生提供了温床——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外来人口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犯罪风险。在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普通民众心态浮躁，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群也蠢蠢欲动，从事着不为人知的非法活动。
然而，探究本质，人们通常不愿冒违法风险以求财，除非是利润诱人或面临无处安身的困境。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为何能有效降低犯罪率？经济学角度给出的答案在于，经济发展提升了违法的成本。在一个就业机会充裕的社会环境中，普通人更倾向于选择合法途径谋生，而非涉足高风险的违法行为。
经济增长对犯罪率的影响显而易见，当增速强劲时，犯罪率下降；反之，当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犯罪率可能重新抬头。【当前犯罪形势的警示信号】
根据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报告，去年我国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达72.6万人，提起公诉人数高达168.8万人，同比分别飙升47.1%和17.3%，显示出犯罪问题严重性的加剧。同时，在反腐斗争方面，去年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人员2万，同比增长9.3%，已起诉1.8万人。此外，最高院院长张军指出，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涉及2.4万件、2.7万人，同比增长19.9%。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犯罪与职务犯罪均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社会犯罪增长47.1%，职务犯罪增长19.9%，且这样的增长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内。更为严峻的是，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增长17.2%，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需求则猛增41.5%，预示着社会矛盾正逐步凸显，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数激增66.9%，揭示了新冠病毒三年后，就业压力加大及收入增长需求催生的社会罪案快速增长现象。
【宏观经济压力与心理诱因】
除了经济增长对犯罪率的直接影响外，心理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给许多人带来了心理压抑，群体心理学研究显示，长期压抑若得不到释放，微小的刺激也可能触发大规模情绪爆发。另外，网络诈骗犯罪的大幅增长（66.9%）反映在宏观经济增长承压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诈骗作为另辟蹊径的赚钱手段。
宏观经济压力已经开始反噬社会主体，形成一种极其危险的现象，亟待引起高度关注。而经济增长与犯罪率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经济增长放缓时，低收入群体首当其冲遭受冲击，贫困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他们做出极端选择。美国城市如卡姆登的案例就揭示了经济失衡与犯罪率上升之间的紧密联系。
【借鉴他国经验，审视自身问题】
面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美国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教训。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下所经历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在未来发展道路上难以回避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缺失，还是市场经济引入与城镇化进程中导致的群体边缘化，都可能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放大矛盾，从而催生犯罪行为的增长。
以项飙教授关于浙江村的研究为例，他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通过田野调查揭示了国内社会问题并未随时间改善，反而由于社会空间的压缩和社会结构差异的固化，使得边缘化的群体更容易走向犯罪。
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与犯罪率的关系也不容忽视。日本的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老年人口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反映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以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复杂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在日本的表现，对于我们而言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未来数亿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老龄犯罪问题，考验着我国社会的自洽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语：直面挑战，寻求出路】
一位日本女子监狱犯人的悲惨经历，生动展现了宏观经济变化如何将一些弱势个体推向生活的绝境。从1980年至2015年，日本独居老人数量剧增六倍多，其中盗窃罪老年犯半数为独居者，且多数缺乏家庭支持。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在宏观经济起伏中尤为深刻，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少数人群来说，他们面临的可能是最为黑暗的时刻。
解决问题不仅需要方法，更需要一个能够疏导矛盾、实现社会自洽的通道，让社会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坦然应对而非陷入困境。罗sir，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入剖析职场与社会现实，致力于把知识解析得通俗易懂，引导我们共同面对并解决未来的种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