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于2月29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揭示，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名义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2597美元，由于经济承压及人民币贬值的影响，这一数值较上年下滑0.1%，这是近29年来首次出现减少。GNI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个人一年内在国内外所获总收入的关键指标，包括国内创造的GDP附加值和海外交易带来的净收益等组成部分。
首次出现的29年负增长背后，固然有汇率波动因素，但也凸显出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承受的压力和挑战。随着人口结构持续演变，这些压力呈现出肉眼可见的增长趋势。
世界银行依据人均GNI划分了高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中下等收入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四类，并每年更新标准。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上调至超过13846美元，较去年增长5%；而日本在2022年人均GNI达到了42440美元。相比之下，2023年我国人均GNI有所下降，比高收入国家标准低9%，尽管在2021年时曾一度逼近该标准仅差1%，但从2022年开始差距再次扩大。
2021年可能是我国近年来的一个峰值期，当时房地产行业正处于巅峰状态，尽管疫情阴霾未散，但凭借良好的控制和恢复能力，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表现领先。然而，自2021年后，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导致整体经济增速受挫，企业利润和家庭收入增长乏力，即使以人民币计算，人均GNI增长率也仅为4.7%，相比2022年的5%进一步放缓。宏观经济形势的严峻首先体现在就业市场。除了失业率数据外，失业保险支付人数也反映出就业市场的冷暖。截至2023年底，我国领取失业保险人数达到352万，尽管绝对数量看似不高，却比2022年底增加了55万，创下了自2012年以来的新高纪录。人均GNI首降与失业保险支付人数创新高的双重信号，有力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巨大结构性问题。
货币贬值是另一个重要因素。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7.0467元，较上年贬值4.5%，这背后美联储连续数年的加息政策无疑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压力。
高收入国家标准不仅是国际公认的经济发展阶段标志，也可理解为接近人均GDP水平。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后，下一个目标实际上就是成为发达国家，这意味着真正触及现代商业社会的天花板。要想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首要任务便是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属于高收入国家的国家和地区已达67个，而发达国家则仅有31个，两者相差约两倍，在人均GDP方面亦存在相似的差距。当前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约为13846美元，而发达国家门槛则是人均GDP三万美元以上，同时需综合考量国际影响力、文化、国家治理和生活质量等多个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衡量的是人均GNI，但这并不直接代表生活品质的高低。举例来说，尽管我国在人均GDP层面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已十分接近，但在养育成本、房价收入比等方面可能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尤其一线城市高昂的房价收入比甚至高达50，意味着购房需要不吃不喝积累50年，而在日本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却远低于此。
因此，我们距离高收入国家看似更遥远，但这并不能决定生活品质的高低。决定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还包括大宗商品如房产、汽车的价格，以及教育、医疗成本等。此外，各种福利假期保障体系也是现代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石。
收入的本质是为了消费，而在日常消费品领域，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例如，我国人均肉类消耗量为每年70千克，而美国则达到117千克，其中牛肉占比显著高于猪肉。收入的增长实质上反映在GDP数字的变化上，GDP要持续增长，宏观层面上看是总量逐年递增，微观层面上则体现为借贷投资超越储蓄。
只有当支出超过收入，或者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储蓄增速时，经济才能持续攀升，生产力才会因投资和技术进步而提高。当这些要素增长速度超越印钞速度时，购买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或等待资产价格回调，比如更便宜的汽车和房子。
汽车行业是一个生动例证：十年前，人民币购买力相对较强，但汽车售价普遍高昂，即使是国产车起售价也在十万以上。如今，虽然货币购买力有所下降，汽车价格却变得更为亲民，一些新能源混动汽车起售价甚至只需七八万元。汽车价格的涨跌不仅体现了规模效应，还受到市场竞争和垄断状况的影响。
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消费频次、物质生活水平的幸福指数，从更广阔视角来看，它还影响着购车、购房、结婚生子等人生重要阶段的难易程度。因此，推动收入增长至关重要，但在增长疲软时，最优策略或是继续推动增长，或是设法降低生活成本。现实情况表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方充满机遇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