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一词，虽曾承载贬义，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房贷、车贷等分期付款方式已蔚然成风，然而现金流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尤其在政府经营层面，债务的作用不可一概而论，它既能成为应对困境、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石，也可能因粗放管理、过度乐观而造成政府运营的重重困难。
    以晚清政府为例，生动展现了举债双刃剑的本质。中国历史上早有举债之举，如战国末期周赧王姬延因无力偿债而躲上债台，铸就了“债台高筑”的成语。尽管大部分皇帝对举债持谨慎态度，视之为财政禁区，但至晚清时期，在内外交困的财政局面下，这一禁忌终被打破，清政府开始向洋人借款。
    咸丰年间，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需求，江苏巡抚杨文定提议雇佣外国船只，咸丰帝因国库空虚，只得以海关关税作为担保进行借贷，开启了中国对外借款的先例。左宗棠平定西北时，同样面临军饷短缺，他倡导各省向洋人借款，战后再协商偿还，此举虽然加重了底层百姓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对于保障领土完整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纵深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清政府在兴办实业和修建铁路等方面也频繁向洋人借债，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但其中不乏屈辱性质的赔款借款，加剧了百姓困苦。随着银本位与金本位价值差异带来的实际偿债压力增大，清政府不得不转向国内寻求资金来源。
    郑观应率先引入西方“国债”理念，试图颠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君尊民卑思想，让朝廷与民众建立平等的债务关系。穷途末路之际，清政府不得不低头，慎重设计并探索国债发行。
    大清户部在发行第一笔国债“息借商款”时，强调诚信原则并严防胥吏参与，虽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但其划时代的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普通民众首次成为皇室债权人，对消解传统皇权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第二笔国债“昭信股票”的发行却变味走样，不仅契约精神遭受破坏，更演变成为一场官员间争相表忠心的“道德竞赛”，百姓被迫承受摊派之重。
    之后，清廷数次发行国债，初衷虽好，却因强制摊派违背自愿原则，未能赢得百姓支持，甚至沦为地方官员筹集军费、解决财政困难的新手段，袁世凯更是借此发明了地方公债的概念，通过与日本银行签订借款协议来筹措北洋军费，地方督抚纷纷效仿，最终导致公债异化为对百姓的强制捐款。
    总的来说，晚清政府在发行国债和地方债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公共信用差、统治术出色但非现代责任政府，加之缺乏成熟的资本市场和有效风险承担机制，导致债务工具未能充分发挥正面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债务运营已是常态，但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与经济，创造持续增长的财富增量，而非仅依赖消耗存量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