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通过蔡锺翔先生的引荐，结识了国学大师宽堂冯其庸。在博士毕业后，我受聘于新成立的人大国学院，而执掌这所学院首任院长之职的，正是声名显赫的冯老。尽管按照常理我应尽早拜会，但由于彼时冯老已逾杖朝之年，安居通州张家湾，较少亲临校务，除了学院领导及少数熟识冯老的教师，学院中的年轻学者鲜有机会与冯老交往。
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蔡锺翔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造诣深厚，且对后学关怀备至。当时，得益于学校主要领导的精心策划和努力，推出一项深得人心的“德政”，即在海淀世纪城为多数教师解决了住房问题，其中不乏像蔡先生这样的退休教授得以从老旧狭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内住宅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蔡先生选择了面积达二百平方米的最大户型，“豪宅”在2005年前后足以令京城众多学者艳羡不已。新房落成之际，蔡先生热情邀我到访，并在其命名为“三闲居”的书斋中畅谈教诲，然而题写斋名之事却需寻觅一位合适人选。冯其庸先生自1954年起便任教于人大中文系，与蔡先生是多年的老同事，加之他书画兼长，自然是最佳人选。因此，在接到蔡先生电话邀请陪同前往京东张家湾冯宅时，我欣然接受。这次访问瓜饭楼，小院独栋，夏老师亲自出迎，穿过花木栅栏的小花园，进入左手房间，冯先生方从楼上走下。西墙上悬挂着刘海粟题写的“瓜饭楼”木匾，棕底绿字，雅致非凡。三位老人大重逢，话语滔滔不绝，我在一旁聆听，受益匪浅。
关于“三闲居”的题字请求，冯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后引领我们来到宽阔的书画室，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挥毫落纸如云烟”。冯先生书法承袭二王，画艺则推崇青藤白石，亲眼目睹其创作过程，确如行云流水，不负盛名。蔡先生对此极为满意，不久之后再次拉上我去往瓜饭楼，宾主尽欢，这一来二去，冯先生对我有了深刻印象。更因我们专业相近，同好诗词戏曲，交谈之间愈发投机。蔡先生鼓励我多向冯先生请教，冯先生亦对我赞赏有加：“那位高个子年轻人读书广泛，对戏曲尤为精通。”
随着与冯先生接触增多，我开始独自拜访瓜饭楼，虽然路途遥远不便，但每次都能与冯先生畅谈许久，话题主要围绕诗词曲赋以及国学院的教学事务。尤其当我请教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求学经历时，冯先生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以及前辈大家的风采轶事，诸如钱穆、冯振、王蘧常、朱东润、钱仲联、周贻白等人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冯先生的人生轨迹恰好与“国学”紧密相连，早年在无锡国专求学，晚年又成为人大国学院的灵魂人物，堪称天作之合。
在人大国学院初创时期，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经过专家学者严谨讨论，格外慎重。其中，《唐诗研读》与《杜诗研读》两门课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两者重复。然而冯先生深知古典文学的深度与广度，力排众议坚持开设杜诗课，彰显了他对学术的真知灼见。在我担任《中国文学史》《唐诗》《杜诗》等课程教学期间，冯先生的见解与支持使我受益匪浅，也使得国学院课程独树一帜，富有特色。特别是杜诗课的开设，不仅延续了民国时期北大、清华等一流名校的传统，更是我个人学习与教学的一次关键机遇。
冯先生身边有一位助理，虽非高学历出身，但在冯先生的指导下，谦逊好学，颇具见识。她选择旁听我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学期结束后对我赞誉有加，称我讲授的丰富新颖，不同于照本宣科。此事传至冯先生耳中，他倍感欣慰，并多次提及。冯先生作为学院耆宿，对我这样的肯定无疑是对他工作的最好褒奖，而我则将此视为鞭策自我不断进步的动力。
步入2008年，像冯先生这样学贯古今的鸿儒硕彦已属凤毛麟角，我意识到时光荏苒，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先生求教。尤其是结合我所教授的课程，与冯先生探讨诗词古文，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习熏陶。冯先生编纂的《历代文选》备受推崇，背后与其早年在无锡国专受到的扎实训练息息相关。调查国专的教学大纲可见，《散文选》作为一门四学分的重要必修课程，共开设四个学期，总计十六学分，足见校方对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这种系统化的教育理念值得当今教育界借鉴。
冯先生回忆起在无锡国专时，该古典诗词的高度重视体现在教学与创作两方面。唐文治老校长曾礼聘著名诗人陈衍来校讲诗，冯先生虽未赶上，但他聆听过俞锺彦、冯振、顾佛影诸位先生的诗歌讲解，以及吴白匋先生的词学传授，并参加了朱东润先生的杜诗课。六十年过去，冯先生对朱先生的杜诗讲授依然记忆犹新，朱先生以吟咏入情、品评注释的独特方式授课，让学生深入体会诗歌之美与治学之道，赢得学生持久的敬仰。冯先生还与我分享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1948年在上海分校时，他不幸遭遇车祸受伤，双腿受损严重。在王蘧常先生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些赔偿金，而冯先生并未用这笔钱购买补品，而是立即将其用于购买心仪已久的《宋六十名家词》。这套书的价格平日难以承受，此次意外所得让他得以拥有心爱的书籍，足见其对学问的热爱与执着。伤愈后，冯先生途经苏州，触景生情，写下“大劫归来负病身，瘦腰减尽旧丰神。青山一路应怜我，不似春前跃马人。”的诗句，表达了内心的感慨与诗意人生的坚韧，得到顾佛影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更加坚定了他与诗词不解之缘。
此外，冯先生的戏曲研究同样卓越，他曾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中学时期观看昆曲“传字辈”名家周传瑛、王传淞演出的经历，以及与京剧名家李少春、袁世海、厉慧良、赵燕侠等人的深厚友谊。在赠送冯先生一套由我参与点校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后，他表示该套书籍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将会珍藏。同时，他还饶有兴趣地与我一同欣赏了孟小冬《搜孤救孤》等珍贵录音录像资料，对孟小冬的艺术成就赞不绝口。
2010年，人大国学院成立五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盛大庆典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庆祝冯先生从教六十周年。会上，我有幸朗诵叶嘉莹先生赠予冯先生的三首绝句，赞美冯先生的道德文章与艺术成就。庆典之后的学术会议中，冯先生在红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依旧显著，众多红学界人士汇聚一堂，共襄盛举。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冯先生与邬沧萍、汤一介两位先生共同荣获首届奖项。面对百万高额奖金，冯先生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捐赠，展现出老一辈学者的高尚情操与无私精神。在颁奖典礼致辞环节，冯先生没有谈论擅长的红学研究，反而分享了西域考察时深夜观星的感受，表达了对个人在学问上的微不足道和对宇宙无穷的敬畏之情，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
冯先生胸襟开阔，视野前瞻。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红学研究上成就卓著，诗词创作也颇高，同时对戏曲抱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然而，他在主持国学院工作时，并未偏重发展自己的学科领域，而是积极推动边疆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使人大国学院在保持传统经史子集研究的同时，形成以西域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冯先生倡导的大国学、新国学理念，强调的是兼容并蓄、全面发展，为人大国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国学院的一员，我深切感激冯先生为我们营造的良好学术氛围，以及他给予我个人的关心和指导。
随着冯先生年岁渐长，身体状况欠佳，我不再频繁登门打扰。尽管如此，心中始终牵挂着先生，时刻关注他的健康状况。或许在青年教师之中，我是与冯先生保持最密切联系的一位。
冯先生辞世时享年九十四岁，身后哀荣无比。诸多唁电、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