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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他们称霸全球的野心，疯狂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的领土。而日本是一个岛国，领土狭小，资源匮乏，如果要想长期维持战争，必须对其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以战养战”政策。
凭借以前多年的资源积累，日本在抗日战争前两年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直到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国家的劣势开始显露：日本国民经济从1939年开始下滑，赤字逐渐增加，日本政府惊呼“历年所积贮的资源，尤其军需原料已快用尽罄，经常产品又不够供应需要”。
二战时的日军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日本开始采用增加临时军费预算、发行国债等办法。
1939年10月，日军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回忆道：“我就任参谋次长后，立刻从各方面探讨，到底中日战争持续至今，日本的国力尚剩下多少的问题。结果对外虽然嘴硬，内部却像腐烂的水果。”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是加紧了对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控制和掠夺。
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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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的物资，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进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抵抗意志，扼杀根据地的生存环境。
而对于沦陷区，日寇的掠夺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
（1） 走私贩毒。
在当时的沦陷区，日寇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天津、徐州、上海、汉口和武汉，有700多处小据点。为了牟取暴利，日寇极力倾销毒品，并且奖励那些走私商人，每卖出去1两毒品就奖励数十元。为了掩人耳目，日寇打着贩卖香烟的旗号贩卖毒品。
不仅如此，日寇还打着“戒毒”的幌子，大肆贩卖各种戒毒药品。比如日本东兴公司就向中国内地大量出售一种叫“东光剂”的戒毒药品，其实这种戒毒药品一半成分是吗啡。
（2） 疯狂掠夺
在沦陷区，日寇肆无忌惮地掠夺各种物资，同时也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套购物资。每当收获季节，日寇就以高价来收购国统区的粮食，一些奸商贪图暴利，把大量的粮食卖给日寇，甚至引起某些国统区闹饥荒。除了粮食，日寇还高价收购油、牲畜、木材、炭、茶叶、药材、樟脑、猪鬃、金属等。
抢劫的日寇
（3）经济封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严苛的封锁，力图虚弱我抗日力量。日寇和伪政府明文规定严格禁止各种矿产、金属、机械，以及粮食、棉麻、煤炭、桐油等进入根据地。
汪伪政府规定，给敌方提供米粮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4）发行公债
除了日本国内，日本还在中国占领区发行国债筹措战争经费。比如日本在台湾发行国债，截止到抗战结束，台湾各个银行持有的日本国债高达8.8亿元，再加上个人或公司持有，总计30亿。同样，日本也在大陆地区的伪满、汪伪、蒙疆伪政权大量发行国债。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沦陷区发行了34亿元的国债。日寇甚至强迫沦陷区人民把钱存入伪银行，准入购买日伪国债。
这些国债都是长期债劵，抗战结束后绝大部分都没有兑付。
日军
新四军对日寇的经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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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华中局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与破坏本币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建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的精神，积极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与日寇的封锁政策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此前日寇大肆掠夺高价收购根据地的粮食、棉麻、牲畜等，导致根据地生产下降、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经济。
新四军针对这种情况，成了边区贸易统制总局（又称物资统制局、贸易管理局）或公营公司，对根据地内的物资进行严格管理，尤其是粮食、耕牛、棉麻等进行严格管制，统购统销，同时积极动员群众发展手工生产，多使用土货，减少对敌占区商品的依赖。
新四军战士
公营公司每年出口大量的土特产，换回了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电讯器材、纸张文具、五金百货、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因为公营公司进行大宗交易，降低了敌占区的物资价格。比如苏北盐阜地区的食盐运到皖江地区，价格由原来3斤大米换1斤盐，变成2斤大米换1斤盐。
为了防止敌人走私货物扰乱根据地经济，各根据地都在与敌占区相通的水路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进出货物进行严格检查。
对于那些根据地内不能生产的货物如西药、机械等一律不禁止，对于肥皂、牙膏、毛巾等日用品则少征税，而对于首饰、化妆品、祭品等奢侈品、迷信用品则征收高额关税。
日军
新四军的出口政策是严格限制粮食、军用物资原材料等出口，以防资敌。这些政策对杜绝走私、稳定市场、提高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1941年，天长、高邮根据地的大米、小麦只需要三四十元一石，而南京的大米则要伪币160元。对于那些走私商人，新四军则坚决打击。对于检举走私者，一经查出，发放奖金。
除了物资之外，新四军还与日伪进行“货币战争”。
日伪在沦陷区没收法币发行伪币，却把没收的伪币到根据地大肆掠夺物资，严重冲击了根据地的经济。为了维护根据地的金融安全，各根据地纷纷成立银行发行，发行自己的货币。
大江币
1941年后，新四军在各个根据地成立了江淮、盐阜、淮海、淮北、淮南、大江、江南、浙东、建设和华中十大银行，共发行了242种纸币，将金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敌占区商人进入根据地，必须将伪币兑换成根据地货币，并且以易货贸易为主，根据地内严禁伪币流通。
富得流油的新四军第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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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八路军新四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们都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条件较差，生活比较艰苦。但有一支新四军部队却富得流油，它就是新四军第七师，被誉为“富七师，甲全军”。
抗战时期第七师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军费最充足、伙食费标准最高、武器最先进（全服日式装备）、财政最充足的部队，部队从不到2000人发展到3万多人。连第七师的军服用的都是进口龙头细布，这在全军是独一份。
影视剧中的新四军
在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3月后改称“皖江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七师一方面打击日伪，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积极开展对日伪进行经济战。
新四军第七师活动区域为皖江地区，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还与芜湖、南京等大城市相邻，是商贾必经之地。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第七师积极展开经济活动。
第七师调集重兵，封锁根据地与沦陷区的通道，掐断日伪的粮食供给，令日伪地区粮价高涨，迫使日伪花费更多的金钱来购买或者用根据地缺乏的物资来交换；控制盐业，由贸易总局统一供销；保障进入根据地商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实行一站过境税制等等。
为了获取根据地紧缺物资，第七师在汤家沟建立贸易区，以我为主，与敌伪顽进行特种贸易，满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短短两三个月内，大批商贾云集汤家沟，运来大批货物交换根据地的粮食。汤家沟很快建立了两三百家商铺，常驻人员高达三千人，白天人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一片繁荣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第七师还联络在上海的爱国商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秘密购买电台、西药、医疗器材、油墨、炸药等特种军需品，运到根据地支持抗战。一些伪军见钱眼开，竟然也私下与新四军进行武器交易，比如许多日本造机枪、弹药、掷弹筒、马刀等，都卖给新四军。
在抗战时期，第七师在与敌伪顽的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购买了大量的军需品，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战期间，第七师一共歼灭了3万日伪军。
新四军第七师政委谭希林
同时，1942年至1945年间，第七师还向新四军军部上缴了5300万法币（折合黄金26万两）。抗战胜利后，第七师北上，向当地政府转交的资产达50万两黄金。新四军对日寇的经济封锁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日军难以获得根据地的粮食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原料，使其“以战养战”的政策大打折扣，而新四军则打破了日寇的封锁和经济掠夺，将根据地内的物资出口到敌占区，获得了根据地内无法生产的武器、机械、药品、日用品等。
新四军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利用市场规律金融手段，掌握主动自力更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日战场经济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加速了日寇“以战养战”侵华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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