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社会，天灾往往成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重大诱因。1627年，陕西西安府、延安府以及山西平阳府遭受严重旱灾，朝廷赈济措施乏力，导致民不聊生，民心思乱。同年3月，一场由郑彦夫等人领导的反叛事件在澄城县爆发，尽管很快被镇压，却预示着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即将到来。随着灾情加剧，崇祯元年（1628年），旱灾范围扩大至陕、晋多地，并伴随水灾、地震等多重灾害。尤其在陕北地区，延安府陷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的境地，民众被迫“剥树皮掘石块而食”，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此时的延绥镇和延安府治理结构复杂且腐败丛生，军队欠饷严重，士气低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汉南王大梁为首，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他们不仅反抗苛捐杂税，更是在饥饿的逼迫下寻求生存之路。陕西边防军也因欠饷问题而加入起义队伍，使得局势更加动荡。
与此同时，山西等地亦饱受灾害之苦，饥荒四起，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当陕西的起义军受到清剿后，部分力量转移至山西，与当地饥民相结合，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力量。
朝廷虽然采取了赈灾及招抚政策，但面对连年灾荒与普遍的腐败现象，其效果十分有限。最终，从陕西到山西，再到河南等地，这场由天灾引发的民变如同火山般爆发，逐渐吞噬着明朝的统治根基。
总结来说，在明末这场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天灾是直接导火索，而朝廷应对无力、官僚腐败、军队涣散等问题则充当了助燃剂。人民的苦难与不满最终汇聚成推翻王朝的巨大洪流，揭示了晚明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溃败及其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