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仅仅是江西人才辉煌篇章的一部分。四年后，在永乐二年（1404），朱棣登基后的首场科举考试中，前七名状元无一例外全是江西籍考生。皇帝纵使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无奈每次更换人选，结果依旧指向江西。明朝时期，做官晋升的主要途径依赖科举制度，因此当时流传着“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意味着整个帝国的行政体系里，江西人的身影占据了半壁江山。
历史上，江西人才辈出，自宋代以来便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双重繁荣。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人出自江西，而在宋明两代，江西籍进士人数稳居全国第二或第三的位置，尤其是在明朝前期，江西更是以其璀璨的文化教育光芒令其他省份黯然失色。即使到了清代，尽管在科举上的表现有所起伏，但江西的进士人数依然位居全国第五，成为第一方阵中的佼佼者。
然而，巅峰之后便是低谷。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这个曾经人才济济、风光无限的省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偶尔引起外界关注还是因为负面新闻如天价彩礼等事件。不禁让人疑问：江西究竟经历了什么？
江西的衰落始于一场持续十几年的残酷战争——太平天国运动。1857年，曾国藩率军在江西抵抗太平军，因父丧需回乡奔丧，他在一封写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深感愧对江西绅士，原因有二：一是他所率军队的军饷主要通过劝捐方式从江西筹集；二是江西民众虽出资支持战事，却未能换得安宁的生活。
这场长达十几年的战火，对江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从1853年至1865年间，太平军多次进出江西，使其成为主要战场之一。战争过后，昔日富饶的赣江西岸变得荒凉冷清，人口锐减。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研究显示，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的1851年，江西人口约为2400万，而战争结束时骤降至1200多万，短短十余年间损失了一半人口。
相较于江浙地区在战后凭借地理优势迅速恢复元气，江西则长期陷入人口创伤的泥潭，直到百年后的1953年，历经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其人口总量仍比战前峰值少约800万人。
此外，曾国藩提及的军饷问题也凸显了江西的困境。战争期间，江西士绅被迫捐输巨额军费，其中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高达1.3亿两，位列全国前列。更为严重的是，晚清时期的劝捐如同财政鸦片一般，使得各省在面临战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筹款。这种恶性循环不仅抽空了江西的民力财力，且所筹款项几乎没有用于本省的经济重建。同时，江西还承受着重税之苦，尤其是厘金的征收。江西厘金税率一度高达10%，远超邻近省份，被称为“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而这些税收大部分并未用于本省建设，进一步削弱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能力。
伴随着战争摧残和苛捐杂税的是近代中国商路与贸易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这对江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鸦片战争以前，江西作为连接南北、通向广州的重要商贸通道，经济发展较为活跃。但随着上海开埠以及内外商路的变化，加上外国轮船获准在长江航行，原本途经江西的传统商业路线日渐衰败，江西从经济要道瞬间变为商路死角，地位一落千丈。
近代中国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江西而言，具体表现为军事与洋务时代的来临。乱世之中，军事人才崭露头角，而洋务派实业家引领时代发展潮流。遗憾的是，江西在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尤其在面对新时代挑战时，当地精英们依然沉迷于传统的科举道路，固守旧有的学识框架，未能及时转型适应时代需求。
当江苏、浙江等地的科举精英开始接受新思想并投身实业时，江西的读书人仍在研读四书五经，追求科举功名。直至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科举热潮非但没有降温，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江西成为唯一一个科举生员人数不降反升的省份。这种对传统科举的过度依赖，无疑限制了江西与时俱进的步伐。
总之，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江西虽然培养出了众多开国将帅，特别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似乎成为了这段时期内江西唯一的亮点。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困局与机遇，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并寻求突破与发展。回首过去，我们应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期待江西再度焕发新生。参考文献略。
